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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之理想……”陈布雷小心问。

“我以为与其用政治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信仰——三民主义，于一个组织之下。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我考虑中共和其他党派可能以合并为宜，则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泯吞并降服之嫌猜。”

但是，蒋介石的“合并”之谋，只有青年党表示接受，而中共负责人秦邦宪则坚决拒绝说：“合作可，合并则不可。”

7月9日，三青团正式成立，设干事会与监察会，蒋介石根据陈布雷建议自任团长，陈布雷被蒋介石指定为常务干事。陈布雷回忆说：“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筹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制度，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稿，凡五易其稿……”

陈布雷请调陈方为侍四组组长，又主张“延揽专门学问更通晓政理者若干人，以备咨询或研究审核专门问题”，蒋介石均一一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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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1）

陈布雷在抗战中为蒋介石写了不少文章，但是他自己最感满意的是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他在回忆中说：“七月初为蒋公撰拟《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蒋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将武汉保卫战之必要插入此文，以唤起军民注意，盖马当失陷后，敌氛渐向西侵云。张季鸾君评余此文为：‘琳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陈布雷这样赞美自己的文章是少见的。这篇文告有6000多字，开头是说抗战以来，日寇暴行和军民奋战形势，“壮丁青年惨遭杀戮，多数同胞流离痛苦，至于老弱妇女受到敌军兽行惨不胜闻的凌辱屠杀，尤为历史上未有的惨毒。但是从抗战开始到如今，我们的民心士气越打越团结，越战越坚强，前线将士英勇的牺牲，后方民众热烈的奋斗，举国同胞民族意识的发扬，已经使国际上观感完全改变，把中华民族的荣誉地位极大提高，使暴戾骄横的敌寇惊惶无措，进退失据……”

文告又谈到：“要达到抗战胜利，摧毁敌寇暴力，协同作战和团结精神，更是十二万分重要……一切言论动作，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除开国家民族的利益外，一些不夹杂丝毫的渣滓。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当前的命运只有一个，不奋斗，即灭亡，能团结，即有前途，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

陈布雷写这篇文告确实是倾注了全身心的。日机轰炸，天气酷热，他挥汗如雨，挥笔疾书，文思泉涌，仿佛在向全国人民讲话：

“……想一想，被敌军占领了7年的东北四省，有我们3000万同胞，所过的又是怎样一种生活？……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的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我们民族有一句古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何等壮烈的气概！这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决不会被敌国凶暴所威慑，而且敌人越凶暴，我们越能坚忍。我们要自信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拚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写到这时，敌机又飞临武汉上空盘旋、轰炸。陈布雷因为防空，常常晨往珞珈山暂息，晚归胭脂坪办公处。他望了望疯狂滥炸的敌机，挥笔写来：

“……若我们在目前情形下求和平，其结果无非使子子孙孙永为奴隶，永为牛马。就是保存了国家的形式与名义，其祸害比亡国还要残酷。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受痛苦、残杀的灾祸，就是甲午以来自亡清皇室以至袁世凯畏敌苟安，不顾民族百年祸福所留的遗毒，前人所种的恶因，到我们这一代受到了这种惨毒的恶果。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还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

这篇文告由广播电台向国内外以中外5种语言广播。海内外各报，一致放在头版头条刊出，连海外侨胞也无不感奋。据说日本收听后知道蒋介石决心抗战到底，一发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