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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报之”之心，于是又抱病“屏除杂念”，奋身相从了。陈布雷当时是在杭州休养，6月5日陈立夫去看望他，6月5日日记有记载：“……十一时，立夫来谈，询予病状，切劝绝对静养，勿萦心于外物之变迁，谓烦恼何人皆有，贵在善自排遣，我等既无特殊嗜好之娱乐，则应别求心思之寄托之所，或思索真理，或研究问题，均可使当前扰我心曲之烦恼暂时退避，因述彼近年竭力阐明唯生哲学者，诚知不免僭妄，然亦痛苦中强自排遣之一方法，劝予亦作而行之，并述其对于建立民生哲学之理想，谈约二小时而去，接谦夫函，贻予以《圣经》上之二语，谓“Peace　lgine　unto　fovene　theqhenoild　giueik！”“Let　ie．tce　oqraid，”6月6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下：“……接牯岭委员长来电，复余支电，嘱令安心静养，既感其意，亦复自愧，盖余之大病即在‘不能心安’之四字，每思克治，而不久即故态复萌，行年五十……殆将以悔吝终其身耳，可悲可叹……”6月8日日记载：“……午后疲惫抑郁，坐立不安，苦痛之至，允默以为不可使蒋先生久待，乃由默函蒋夫人告不能即行之故……”陈布雷在休养中思想翻来覆去，斗争十分激烈，也十分痛苦，然其对救国之法却极关心，6月9日他接待裴复恒，记下裴君“……近两年专心办学，极肯用真实工夫，为余谈其办学之心得及对现时教育之意见，有极警切中肯者，如谓目前第一需要在训练各种技术人材，……从此着手而从实质上将国家现代化！则理论左右之争，绝不值得重视而将自然消灭也，此语真有见地……”陈布雷非常赞赏科技救国的做法，对于政治上之纷扰内心是反感的，而他的大哥、四弟也一再劝其继续休养，如6月10日日记中记：“……九时，谦夫先生来访，坚劝余以身体为重，应立下决心，请一较长期之休假，不宜因循忍耐以自贻误，彼此次接两函知病状如此，极不安，故特由沪来京专为此事，向余切劝，并携来大哥一函有‘弟宜直告介公，请三个月之病假，方是疗养办法，若带病苦干，真是与生命相搏，决非介公所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必不相强也’之语，手足朋友之关切，殊令余感动……”6月11日日记中载：“……接四弟来信，劝予向委员长直陈病况，请假二三月，移地疗养，其惓惓想念之情欲言又止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五妹亦函允默，询余病状，骨肉关切至此，而余终无法以慰……”陈布雷在杭州因病体和工作之苦，正在矛盾中，而蒋介石已派他任庐山训练团之团附了，6月12日日记中载：“卢参谋集贤自牯岭来，携来学素函及铁城、辞修各一电，知余被派为第一期训练团团附——又携来蒋夫人所赠之回忆录英文本一册，蒋夫人并有覆允默函，嘱余安心静养，勿亟亟去牯，且谓委员长已知余病中之情况，决可相谅云云。午后小睡一小时，读回忆录之英文本，描写生动，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然措辞有太激直处，对西安事变中军政当局采取严峻政策不无指责过当，是其疵病耳……”可见宋美龄对西安事变中某些人是有很大看法的，且公诸于众，不过，陈布雷却认为是“指责过当”。

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2）

陈布雷还是准备上庐山，6月19日日记中记：“晨6时醒，忽然杂念纷起，觉非即去牯岭不可，百计镇静，不能入睡，七时十五分，接学素来函谓余病殆由忧患所致，为根本治疗（一）唯有积极兴奋（二）则决然引退，如两者均不可能，则将始之终之为忧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其言极不确当，即覆彼一函，告以检验后之病状，以山中事繁，拟即扶病来牯，进退问题，当俟暑期终了后考虑之……今日精神极苦闷极彷徨，忽忽若有所亡，又郁闷难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

但是陈布雷毕竟是爱国的，他对日本之野心表示极大之关注与警惕，6月21日日记中载：“……阅报载近卫内阁，将对川越茂归任新训令仍以广田三原则为出发点，先谋中日间为悬案之解决，将先从易解决者，如某项交通问题及华北经济开发着手云云，各报登此消息，均不免作悲观之猜测，以余观之，殆为日方事前一种试探，故略放此项消息也，自西安事变结束后，日方高唱‘对华新认识’。而实际则为静观主义。静观者何。即欲觑我之隙而猛以乘之也。国人一面苟安，一面虚怯。乃竟以为日本将自动转换方向，此本乐观太甚。宜其又有今日之悲观矣！”

陈布雷是7月2日登上三北公司轮船，下午1时抵九江，7月3日上山的，7月7日参加训练团第二总队升旗典礼，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