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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那么你觉得建国之后对西藏文化更多的是破坏还是解放？

阿　来：这个分两边说。如果纯粹是文化，它可能是一种破坏。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站在民众的利益上，那就是一种解放。毕竟西藏的老百姓跟过去比，肯定是天上、地下，而且过去连认字的权力都没有，至少现在我们很多人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现在允许研究发展藏族自己的文化了，但是允许是一回事情，能不能发展是一回事情，这个文化怎么发展？很难发展。目前这样的一个科学技术、教育水准，你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东西来。

吴虹飞：你的写作跟这些事情有关系吗？

阿　来：很多时候我们狭义的把官方所认同的东西叫做意识心态，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最后不管怎么样，人是生活在某一种政治体制之下的，不是这种政治体制，就是那种政治体制，而任何一种体制，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我们现代人可怜就可怜在，人类已经创造了那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来，我们现在就像在做选择题，只能在几个中间划钩。

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你会影响别人，第二你本身会有一个立场。年轻的时候特别希望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跟这一切、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没有关系，最后发现是不可能的。你不在这种道德里，就在那种道德里。

赵涛：“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1）

与其说贾樟柯发现了赵涛，不如说他发现了女性的另一种真实的激情和美，这是我们曾经忽略了的沉默的美，平实但绝不伧俗。贾樟柯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是令人感动的，而赵涛犹如桥梁，有效地传达了它。他让她在电影面前重新开始了生活。

1999年9月底，山西大学师范学院22岁的女教师赵涛正在给学生们上例行的舞蹈课，一群不速之客拥到了她的教室，听说，他们是来选拔一个会跳舞的女孩做影片的演员。赵涛并没有感到吃惊，她让班上穿着练功服的女孩子一字排开，一个一个轮着跳舞。

中途她让她们停下，对她们说，要学会用感情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话亦十分简短，而后她安静地退回原处。她不知道有一个人静静站在副导演陶军的后面，把这一切事无巨细地收在眼底。直到后来，女教师赵涛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她看到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站在后面，歪着脖子，用“那样”的眼神看着她。“这个人怎么是那样看人。”她心里嘀咕了一句。她很快把这个人抛到了脑后。她并不知道，这个“那样”看人的人，就是后来在第六代导演中声名显赫的贾樟柯。她当时也并不知道貌似平静的贾樟柯心中涌起的波澜：这个年轻文弱的女教师，如此削瘦，如此沉默，他觉得她特别像上世纪70年代末照相馆橱窗里的那些女孩子。感到她内心的复杂和喧哗，这与他心目中《站台》的尹瑞娟竟然一模一样。他为这样的发现感到又惊又喜。

在此之前，他和两个副导演，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走了山西的许多地方，面试过许多专业和非专业的女演员，到后来，贾樟柯对这个角色的选拔，甚至有些灰心。生活有时候的确会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性。

后来《站台》在2000年秋天的“威尼斯影展”上大放异彩，而赵涛在《站台》扮演的女主角之一尹瑞娟，以节制、从容的气质，卓尔不群。“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机缘巧合’吧。”贾樟柯后来说。

●　学校和家庭的双重“逆子”

赵涛在过去，对于舞蹈有着一种热爱和宿命的顺从。

赵涛在太原钢铁厂里长大，从小淘气得跟男孩子一样，整天爬树、爬房梁，忙得不亦乐乎。4岁的那年冬天，有一个黄昏，她突然失踪了，家里人找遍了周围的树和房梁，都找不到她。母亲都要急哭了。她会到哪里去了呢？母亲灵机一动，寻思着也许她去了动物园。动物园，离他们家有好几站地，而赵涛一个4岁的小人儿，竟然凭着记忆和直觉，撞撞跌跌地走了好几站的路，到动物园去看动物去了。那一次“出走”可谓是有惊无险。尽管如此，赵涛的父亲，性格刚烈倔强的山西汉子，对这个淘气的女儿，还是宠爱有加。

小时候也有看过漂亮的姐姐们在舞台上跳舞。灯光明灭，霓裳艳影，在穿着蓝色运动衣和蹬着板鞋的小男孩似的赵涛心里，投下影影绰绰的光晕，她以为那就是美的。她的理想和愿望，来得简单。她童年的幻想，无非是想要一朵童话里的“七色花”，摘下一枚花瓣，实现一次华丽的转身。

13岁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