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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器、望远镜、DV等一干用品，晚出晚归的。后来我才发现他在老张家对面租了一套公寓，日夜监视，并每月到电信局把老张的电话单调出来寄给小米，让小米在那边细细研究。这样的一种恋爱方式我简直是闻所未闻。更夸张的是邵刚还每过一个星期便把偷拍老张的内容剪成一本录像带，在家中研究。旁观着，我也对老张的生活了如指掌起来。

这种状况如果非要追根溯源的话，恐怕还得从我说起，毕竟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透过我的眼睛去看的，而令他们勾搭成奸的人更是非我所属。

14。

如今在我的身上有一种没落的虚伪，这种虚伪不知从何时起布满了我的身体，直至内心。一张皱巴巴的床单，打翻的烟缸，刷成红黄杂色的门窗，一堆无聊透顶的书刊，一包杂牌子的避孕套，一面庸俗的镜子，这就是我来到北京后的私生活，乏味透了，没意思透了。还是让我们一起回到两年前吧，或许是更早的时候。那时候的我还相信某些东西，比如意外，比如感动，比如浪漫，比如友谊，还比如某些被人们称作爱情的东西。说实话，那时候的我躁动不安、蠢蠢欲动，每天都希望天上能掉下馅饼来。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人对我说，工作、感情、房子三者缺得越多，漂泊感就越强。我愣了半天之后，对他的言谈一笑置之。但我知道，其实他已经扎中了我的某些痛处。房子那是肯定没有的，动不动几十万的数额，看上去感觉就像在和太白金星对视一样。而感情呢，又恰巧在那之前的半个月刚刚结束。一个叫青青的姑娘带给了我数年的欢乐，虽然散场的时候难免会有些忧伤，可忧伤迟早会过去的。我坚信。但尽管如此，我每天的心情仍旧坏得就像条湿漉漉的下水道，整天不开晴。一个人睡觉，一个人起床，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拉屎。偶尔会有朋友过来，有的会喋喋不休地辅导我的生活，有的则一言不发，喝点酒就走了。谢峰来那次，正好是他们乐队从兰州演出回来，我在清晨的睡梦中醒来，朦胧中见到了他的身影，然后又转身沉沉睡去了。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只有床头整整齐齐地摆放了十几根麻杆，他把它们堆成山形，那白白的烟卷就像儿时吃过的薄荷糖，模样乖巧喜人。

16．

那时候的深夜我一般都会选择去酒吧，那是因为实在没有太多有意思的事情。后来去多了，就形成了习惯，似乎它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凡是进入了生活惯性的东西，人们通常便很难再摆脱。当时的我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其实北京的酒吧是有些妖气的，它和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吧都不太相同。那些地方的酒吧仅仅就是酒吧而已，人坐在里面，像它的附属品，严格来说和酒吧本身没有太多关系，而北京则不同，很多酒吧都是因为一些人而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些人身体内部就带了一些难以琢磨的妖气，不是颓废，也不是堕落，而是“颓堕”——这是我个人觉得唯一能传递清楚此类气场而又不失原味的词。

佳子颓堕吗？我很难判断这一点，我现在绞尽脑汁想要给她一个定义，却发现那是无比困难的。我只能说，在那天晚上，我遇见了一个美女，一个有点精神失常的美女。

17．

那晚我喝了很多酒，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沿着三里屯酒吧街一路喝过去。佳子后来和我说，她那晚也是这样。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喝了很多酒，虽然原因不尽相同。我是因为无聊、寂寞、空洞等类似的情绪；而她则是被多年男友遗弃，以一种绝望的态度在消耗酒精。后来分析起来，我们都认为她醉死的可能性比我更大。

我们都喝到了这条街的一个中间点，在子夜二点多的时候我们相遇在一个叫“娱乐无限”的酒吧里。那是一个乡下人去的地方，放的都是些软拉叭叽的音乐，什么游鸿明的《下沙》，张艾嘉的《爱的代价》，羽泉的《冷酷到底》等等。以前我是从来都不去这种酒吧的，但那晚很可能是中了邪，端着一杯扎啤就跌跌撞撞地坐了进去。进去以后才发现：这里充斥着一帮三十多岁西装领带的男人和他们带来的雏儿们；也有一些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老外在里面插科打诨；还有三四个老外围着一个戴着白色胸罩的妖娆女子跳着钢管舞。那姑娘可能是High大了，黑色的紧身皮裤包裹得曲线玲珑，而白色胸罩则好像没穿似的，在摇来晃去的诸多射灯里长发甩来甩去，其甩的力道简直就不像是在甩头，倒让我想起小时候工厂里的那些搅拌机，马达一开，就是无休无止。

我正看得入迷的时候，一个老外搂着一个中国姑娘坐在了我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