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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就喜欢到野外转游，例如像前面说的，掏点儿小沙鱼，用茶缸子煮煮吃。如果在霜降以后，就到山沟里去拣残落的红枣、黑枣、核桃和梨子等。拣完了树下的，还要仰望树上的：那里有主人的竿子够不着的地方，残挂在树尖上，却是最大、最红、最美丽的果子。这当然也是最大的诱惑。他常常拣起石子，向它瞄准。结果是直到脖颈发僵，那红的果可能还在空中向他讪笑。“夜里，我又梦见了它。第二天黎明，集合行军了，每人发了半个冷窝窝头。要爬上前面一座高山，我把窝窝头吃光了。还没爬到山顶，我饿得晕倒在山路上。忽然我的手被刺伤了，我醒来一看，是一棵酸枣树。我饥不择食，一把掳去，把果子、叶子，树枝和刺针，都塞到嘴里。”①

他写过一首诗，叫《蝗虫篇》②，在这首诗的“附记”里，他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39年，我被调到阜平一带工作。阜平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公粮匮乏，食不得饱。每至下午三、四点钟，即觉饥肠辘辘，不得不到村外山沟，拣些黑枣、红枣充饥。一日，同陈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顶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虫飞跃其间，我与陈君各捉母蝗虫一大把，另拣枯树枝一堆，在台阶上架火烧之，得饱餐焉。幼读《水浒》，言浪子燕青，于不得食时，常到野外，觅些虫蚁充饥，当时颇不知虫蚁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谓虫蚁，殆指此等物品耳……当时是战争环境，连晋察冀领导机关也同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说过：“在晋察冀山地，我们是吃过黑豆的。”

阜平山地缺粮，也缺布匹，因为这里也不能种植棉花。孙犁春季到阜平，由夏入秋，天气渐凉，被、服仍无着落，连枕头都是用砖代替。他从冀中带来一件夹袍，一位巧手同志借了老乡一把剪刀，把它改造成了两条夹褥，每人一条，铺在光光的土炕上，使他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和可贵。1941年冬天，他回过一次冀中。一位同志送给他一件狗皮大衣筒子（这显然是那次冀中区打狗运动的副产品），他的妻用自织自染的黑粗布，给他缝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缝起来很吃力，她几次扎伤了手。当他再次越过平汉路，回到山地来的时候，便格外珍重地带上了这件皮袄。

他曾经这样形容他在晋察冀时的一位伙伴——康濯：作者头戴一顶毡帽头，身披一件蓝粗布袄，在这一段山路上，工作了该是十年吧……①这个戴毡帽头、穿蓝粗布袄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

但是，关于阜平，他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②他也唱过这样的歌：

满山腰，

红的花，

织成一条锦带。

围绕着这山村，

添加不少光彩。

从村边，

流过胭脂河。

雨后，

泉水从山涧流下，

冲滚着半红的沙果。

……

聂司令员，

在春天作了一个号召，建立太行山铁的子弟兵！

这号召，

像秋后的山风，

向整个太行山吹动。

……①

显然，对他来说，穷山恶水的阜平，永远是一个温暖的记忆，一支热情洋溢的歌。

……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

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①现在，我们再回到三将台来。

在这个小山村里，孙犁参加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是他和老梁一起动手。听口音，老梁是曲阳人。那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很少互问郡望。而且老梁话也不多，没事就坐在炕上抽烟斗。他的铺盖很整齐，因为离家近，除去棉被，还有枕、褥。后来，他另有调用，临行把铺在身下的一块油布送给孙犁，作为共事的纪念。他知道孙犁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这块油布是需要的。可惜孙犁享用不久，某次行军途中，他躺在路边大石头上午休，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竟把铺在身下的油布丢了。

在三将台，孙犁还帮助一位女同志办了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