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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阶级之分了。因为人人都在一些时候是君子，一些时候是小人。

而小人和君子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小人可以利用君子，而君子不能利用小人。

当一个人以其小人之心去度另一个人的君子之腹的时候，往往能切中要害。因而，小人往往能驱使君子，君子却无从驾驭小人。《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很多谋略都是小人之谋，或者说，小人才有真谋。写在《孙子兵法》上的阳谋永远也斗不过人情练达皆学问的阴谋。而孔子所推行的君子之道，也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于是，君子是小人里的君子，小人是君子中的小人。

每个人都有行君子或为小人的一面。做君子时，就是法律、法规、政策、道德；做小人时，便为潜规则、两本账。君子与小人可谓是人的双重人格。

中国为什么抑制商业、贬低商人？一个原因就是商人在儒家看来是小人，喻于利的。亲君子远小人的思想使得中国历来就重文轻商。以文人士大夫为君子之标，而商人实属小人之怀。其实小人也有小人之德，就如盗亦有道。而一群君子，特别容易集合成坛子和圈子。

儒家认为君子是绝对的是，而小人是绝对的非。这样一来，君子不像个君子，小人不像个小人。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作为一个人的君子或小人，君子小人本来就是寄生在每个人身上的。

不少为政者行小人之道，尤其是内部的相互争斗，哪里有什么君子可言。这使得中国政治不能够透明，因为其中的潜规则与伪善比比皆是。而为政者又必须倡导君子之道，国民才更容易被统治。这，就是政客的虚伪性了。

君子、小人的二元道德世界没能消灭任何小人。俗话说，先小人，后君子。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是按照契约性的法律生活、交往的。契约的意思就是要用书面的文本来限制对方的小人之为，来保护自己的君子之为。所以，契约是人们假定对方为小人而签订的。这样的契约就是小人之约，也体现了小人之德。监督机制也是用来对付小人行为的。只有当这些都健全之后，小人总是能战胜君子的局面才会改观。君子才可能成为真君子，小人也就没必要做了。

忠的悖论

忠，是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忠君，是这一观念的最重要应用。

从大仁大义的角度说，“仁之忠恕”的“忠”该是忠于天下。但何谓忠于天下呢？谁来定义，哪里的标准，怎样解释？都很成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就特别需要一个忠的标准化组织和ISO9001认证。这个标准的认证者最后还是落在皇帝老儿头上了。于是，忠于天下，成了忠于我即天下的“朕”，成了忠于圣上。　。。

一、儒与道（4）

当一个王朝正在兴起时，儒家的忠君观念会受到极大的宣扬。它促进了王朝的稳定与发展。而儒家思想更使得一个稳定的王朝系统达到超稳定。

忠，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具有经济价值，是名利双收的好事。但忠臣也会遇到与大奸似忠者的斗争，这会有一些风险，也需要一些勇气。但自始至终，忠臣身上一直也没有丧失掉道德价值，身后的青史还会为此而定价。

首先就是所谓的愚忠，典型例子是岳飞。在他的背后，有一个不值得忠的君王——赵构。但岳飞是在抵御外侮，对民族的忠与对君主的忠还不能算是一个。

虽然儒家教导说要忠君爱国，但孟子也说民重君轻。这里就有个问题，岳飞是该忠于昏庸的赵构呢，还是该遇到昏君就反叛。反叛可能付出社会变革成本，而昏君一样可以使社会付出停滞与倒退的成本。到底哪个更值得、更合理呢？

儒家认为，无道昏君可以被###，但必须依据天时，如武王伐纣。纣刚愎淫暴，武王得天时而诛无道，是以明君替昏王。

但更多王朝的覆灭，是因为叛变与弑君。这些，都是儒家极力谴责的，却也是经常发生的。所谓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那些奸臣贼子，何曾以“半部《论语》”自我约束，又何曾不以儒学标榜于天下。而他们也正是钻了儒家一个很大很深的空子，才得以成功地改朝换代。

这个空子就是：忠君的悖论。

当旧王朝行将就木，新势力正在崛起，每个身处其间的人都会面对两难的选择：是继续忠于旧的，还是赶紧效忠新的？

明朝末年可说是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的很有意思的例子。

那时候有三股政治、军事势力。一个是奄奄一息的大明及其皇帝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