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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这一点就能吸引私人资本的流入。

私人资本的流入

全球资本主义总是像上文所说的那样运行。例如，中国就正在吸引巨大的私人资本流入。当然，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外资惊慌失措地撤离该地区，也显示出短期资本流入其实是一种令人喜忧参半之物，有时也会将国家置于金融风暴之中。但长期的投资则更可能是有益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会得到工作机会、工资将上升，而将资本移入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则能够得到高额回报。这种资本活动，比如贸易，通常都会创造皆大欢喜的收益。由于政治竞赛往往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损失），那些最热衷于政治的人会很难相信这种双赢。所以他们或许就会对全球化产生过分的质疑。

但最底层的10亿人又如何呢？我再一次认为全球化的效应（这一次是通过资本流动）是不同的。最大的资本流动不会流向那些最缺乏资本的国家；它们与最底层的10亿人擦肩而过。投资流入的国家之首是马来西亚，一个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最大的一笔私人投资流入，就只是为自然资源开采所提供的资金，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中被首选的是安哥拉，这还要归功于海洋石油的发现所带来的机遇。

第二部分　第23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4）

为什么资本最为匮乏的国家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呢？从历史的角度上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当的治理和政策。不当的治理和政策显然不能促进用于资源开采的资本流入（就像安哥拉）。可这种资本流入实际上也缩减了对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的自由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都对治理和政策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改革。可问题在于，即使是这些进行了改革的国家，也不能吸引重要的私人资本的流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不能。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和一位现在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非裔美国人、凯茜·帕缇萝（CathyPatillo）一起合作对此进行了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投资最底层10亿人的经济的可感知风险仍然很高。投资者对风险的感知是可以估测的——一本实用的指南是一份由《机构投资者》杂志完成的民意调查，它将每个国家的可感知风险用1~100的得分排列了出来。得到100的分数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投资安全类别，而得到1的分数则意味着它只适合神风敢死队一样的投资者进行投资。这种调查所显示出的风险率，有助于从统计学上揭示私人投资的流动；不言而喻的是，高风险必然会吓退投资。

进行过改革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问题在于，风险评级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才会显出好转的态势。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给进行改革的乌干达提供建议时，第一次遇到了这一问题。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果断的决定，经济也开始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而那时，《机构投资者》给乌干达的评分却只有百分制的5分，是非洲国家中最差的得分。这与政府实际所做的努力实在太不相称，所以理应发起一场争取投资者的形象工程。渐渐地，评分不断提高。我记得在1997年香港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到了乌干达的经济代表团。当时最新一期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出版，他们激动地冲到我面前说：〃您看过了么？〃他们已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进步，他们的评分从18升至了23——但仍然远远低于重要投资可能流入的水平：30~40。为什么令投资者对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刮目相看要用这么久的时间？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二部分　第24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5）

首先，矛盾的是，那些改革力度最大的国家，往往是改革开始时治理和政策最糟糕的国家。世间事物往往会否极泰来，差到极限反而能够引发激烈的变革。所以改革的确经常从一个相当糟糕的水平上开始，就像乌干达。如果你是从5分开始的，那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投资愿意流入的评级水平。

第二点原因是，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经济非常小。必然的结果就是私人投资者实际上对它们一无所知——搜集信息花费不菲，更何况信息还要不断及时更新，而这些地方实在没有重要到足以让他们去费神调查。这在乌干达政府试图改变国家形象时表现得非常明显。上一次乌干达在新闻当中出现，还是因为艾迪·阿明，那位令公众困扰的政变领袖，不满足于只坐在总统的宝座上，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