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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其他了不起的大评判家（如尼采和劳伦斯）共有的一个大缺点。与他们一样，弗洛伊德将感性与智性割裂开来，致使人们长期以来坚持认为，爱思考的女人不那么有女人味，而有着男性的头脑。

里夫骨子里是个保守主义者。在《弗洛伊德》第一版“鸣谢”部分，他将桑塔格置于传统女性地位，向她致谢，在她的名字后加上她说她本人从未用过的夫姓：“我妻子——苏珊·里夫——为本书做出了毫无保留的奉献……”多年后，在《老爷杂志》上，他写道：

我是个传统的男人。我认为结婚就要生子，婚姻意味着建立一个传统的家庭。我就是无法适应她要的那种家庭生活。你知道，有家庭，也有反家庭，我想，我们的家庭属于后者。

尽管对弗洛伊德表现出种种怀疑，但是，里夫对他抱有一种相当美妙、甚至崇敬的印象。他为作为男人和思想家的弗洛伊德而辩护：“弗洛伊德需要一个标准的犹太婚姻，在这一婚姻中，妻子是一个标准的犹太家庭的王后和管家。从这一传统的桥头堡，理论家弗洛伊德向整个*的家庭帝国发起进攻，但最终没有去冒最大的风险，把自己与忠实地实施家庭帝国的信条相隔离。”为了颠覆传统，弗洛伊德非得固守在传统之中吗？毫无疑问，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让人了解得更多的是里夫，而非弗洛伊德。

桑塔格希望在自己想打点行装、准备动身的时候，就能如愿（一如米尔德丽德·桑塔格的作风）。她希望把大卫随时托付给罗丝，或者菲利普，要不就是他的家人——就像她儿时被托那样：

我真的想过我要有几种不同的生活，但有一个丈夫却要过几种生活真是谈何容易——至少有着我那种紧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婚姻是这样；我们俩整天在一起。要知道，你无法一天二十四小时和某个人在一起，年复一年，从不分离，然后，如果你愿意，还想同时有自由，去发展、去改变、去飞香港……这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才讲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得在生活与事业之间作出抉择。

桑塔格说这番话的时候，也许是想到了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著名诗行：作家需要作出抉择/在美好的生活与成功的事业之间。

桑塔格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感到后悔，但是婚姻仅仅是她生活的模式之一。她发现婚姻过于束缚人了：“我十分幸运，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子。我结婚生子了，现在不用再做这些事情。”她曾对采访者讲，婚姻期间，她一直忠实于里夫。坎布里奇谣传里夫未能在性生活方面满足桑塔格。桑塔格一个机敏的同学说那是“一桩复杂的婚姻”。

一九五七年，二十四岁的苏珊·桑塔格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在保罗·蒂利克的力荐下，桑塔格获得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的奖学金，得以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学年呆在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为撰写以《伦理的形而上学推测》为题的博士论文做准备。菲利普·里夫则获得同一学年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资助。大卫将由菲利普家人照看。

两人均未提离婚的事。这甚至都算不上是试分居。里夫和桑塔格似乎不允许自己有他们的婚姻就要走到尽头的想法。如同桑塔格的短篇小说《宝贝》（“Baby”）中的夫妇一样，合，缘于强烈的情感；分，亦因为这份强烈的情感。小说中，夫妻双方同意：“人们时不时得分开一阵儿，这样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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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1）

（一九五七　——　一九五八）

在牛津大学，桑塔格师从哲学家A·J·　艾尔 和作家艾丽斯·默多克　。桑塔格准备就价值与伦理为选题撰写博士论文，但很快，有一点变得非常清楚，即她对该课题没什么兴趣。无论是教学，还是英国的氛围，对她都没有持久的影响。当时，牛津大学最出名的是它对分析语言哲学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对于一个研究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欧陆文学的学生来讲，牛津显得是再陌生不过了。

五十年代末，女性刚刚开始攻破男性独占领域的一个个堡垒。像桑塔格和西尔维娅·普拉斯这样的美国女子到了英国学者当中，发现等着她们的是蔑视，或者居高临下的好奇。一个高智商的女性受到的忠告是：“重要的是像男人一样思考。”

在这样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男性氛围里，桑塔格是一个杰出的外来户。她在同学朱迪丝·格罗斯曼的小说《她自己的条件》（一九八八）中露过面；“一个高挑、苗条、双性同体式的人物，一袭黑衣，一头黑发，橄榄色皮肤，还有一张传统意义上俊俏的脸蛋儿。”对格罗斯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