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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出新苗。我这个人在童年少年时代，就像“老蔗头”一样，历经劫难却又顽韧不息。

那个地方就业机会极少，如果不通过读书走出来的话，便永远不会有出息。当地人十分保守，所以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恋着一个女孩子，为了得到这个人，我只能去上大学，提高自己的地位。（很遗憾，她最终也没能成为我的太太。）在当地，能不能考上大学是喝粥与吃饭的分水岭。如果考不上大学，只能蹲在家里喝粥，考上了便有米饭吃。为了这个低级的目标，我暗暗发奋。那里的教育水平极低，我无法指望老师的帮助，只能自己苦苦地准备，前前后后足足考了四次，才进入北大。

在北大读书时我是自卑的，原因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

在当时极不自信的情况下，我把身体上一个小小的缺陷，看得万分严重。我家乡医疗条件很差，由于母体奶水的问题，我的眼睛生出许多眼屎，家里没有钱治，过了一年我的双眼变得一只略大、一只略小，从此以后怕见生人。心理自卑是因为自己来自山区，到了大城市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自认为知识面、言谈举止、衣着方面都不能与城市学生相比。那时，我很孤独，又不具备与城市女生交朋友的资格。那种自卑是深深刻在心上的。再加上有一年的英语考试不及格，心里更加难过。我曾找到一条铁轨，试图自杀。

后来我看了秦汉主演的一部电影，叫《汪洋中的一条船》。主人公腿断之后却很坚强地熬过来了。这是我从强烈的自卑到积极进取的一个转折点。再后来，我看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它使我从艰苦的逆境中奔着一点光明走过去。

此后，每当我遇到困难，我便对自己重复那句名言：“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之中。”

我毕业后去了白云山制药厂。刚到任时工厂分给我的工作是在宣传科写黑板报，这对4年正规的中文培训来说，是一种亵渎。每逢节庆日，我还要亲自扛着大旗搞庆祝才摆脱了苦境，却又进入了新的苦境，内心十分悲痛，曾几次想调动。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忍下来，并且积极地做好每一项不起眼的工作。不想，这反而使我得到了一步步提升，终于成了一名高级职员。

回首往事，假如当时我真的自杀了，或是吃不下一时的苦而离开了白云山，那我的今天便不存在了。这使我想到，一定要对自己怀有一个希望，特别是那些真正的苦孩子，希望就是一切。

策划人语：在刚刚走出校园大门、真正靠近大众的社区时，你是不是触到一种坚厚的隔膜？你找到了打破这种隔膜的办法了吗？你是否在学校里便意识到学习与社会实践需要交融、相互助长？而在工作中，你感到知识不足时又会怎样？推倒隔墙谭军（1964年生于黑龙江。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毕业留校任团委宣传部部长并兼读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1989年辞职后辗转数家企事业单位，3年后领办奥地利亚奥文化发展公司并任授权董事长兼总经理。1995年后出任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人们常说，影视作品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制作完之后再也无法改变，其实人生也是如此。

回首大学时代，我时常感到遗憾：一是荒废了许多时间，无可挽回；二是与社会的联系不够充分，那时太容易满足于校园生活了。

不过好在北大9年生活，我一直在团委工作，相比之下，与社会接触更多一些，这使我闯出校门、投入商海的时候，能够较为轻松地找到校园文化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平衡点。

我很幸运有这么一段漫长的经历——带着读书人的头脑，频频瞥到纷杂的校外世界。这使我坚信一个道理，就是：做一件事，完全围绕这件事本身去做，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过去人们常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做诗如此，读书也是如此。如果上大学期间作好融入社会的准备，那么机遇就会偏爱我们，现实也更容易接纳我们。

教育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性教育，一类是生活教育，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过于强调前者。当然，技能知识是建功立业和国家中兴的根本，但学生仅仅掌握技术是不够的。成功的人往往是两种教育共塑而成的，当他走进社会，他的修养、行为规范、做人原则便会先于技术才能，首先受到检验。

而技能知识，少年时选择的又不一定是我们终生固守的。著名的人物传记作家叶永烈，过去曾编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他却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我在北大读的是中文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