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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和一瓶挥发了一星期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医用酒精下肚之后，我的下。体似乎醉了，像乌龟缩回了龟壳儿，像蜗牛回了窝。

商陆问我身上还有钱没。我使劲地掏口袋，一毛钱也没有，除了一卷黑色的裤子线头掉了出来，基本上空空如也。

我写的情诗太多了，多到每次提笔写诗，总会和前几首串在一块儿，总是被退回去重写，半个月都写不完一首，按杨绛先生的话说，还是“书读得太少，而想得太多”。我写不出诗，于是我没钱，我体会到了穷秀才的辛酸。

没钱归没钱，酒还是得喝，越没钱越得喝酒，我把这个称为“中国文人的癖性”。我在我们破烂的大学里算得半个文人，之所以是半个，是因为，“文”字不足，“癖性”十分。所以我也是越没钱越要喝酒。

没钱买下酒菜，那就用吹牛逼下酒喝。

上大学时候，吹牛逼不同的内容对应的下酒菜是不同的，下的酒量也大不相同，比如，话题是女人，对应的下酒菜是肘子，说一段女人，能喝二两酒，如果是学习，对应的下酒菜是茅草，说一段学习，能减三分酒意，说上三段，这酒就喝不下去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说。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又说。

商陆不好言辞，只听着我说话，自己很少吭声。但是他突然跟我说：“咱们现在喝的可是二锅头，远比不上杜康。”

“所以解不了忧啊。”我说。

中国文人还有一个毛病，这种毛病以半文人居多，就是不喝酒不忧愁，一喝酒就忧愁。

商陆跟我说，我们这种半吊子知识分子，喝到死也喝不成酒圣、酒仙、喝不成诗仙、诗圣，喝大了顶多是个“借酒浇愁愁更愁”。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不缺喝酒的，比如你我他，不缺有本事的，比如各个院士，缺的是喝了酒还能有本事的，李白这样喝得越多，越有本事的，千年出一个。其实啊，酒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会把内心的情感给引出来，催人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比如普通人会思考如何开公司，如何当上大官，知识分子就会思考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将往何处而去。这些问题想多了，脑袋就空洞了，人就坏了。所以爱因斯坦奉劝年轻人千万不要没事就思考终极问题。

商陆伸直双腿，向后仰倒，看着天上稀疏的星星。城市里，星星是稀罕物，隔三差五，甚至十天半个月才能见到一次，大部分情况下只能看到灰蒙蒙的悬浮颗粒。萤火虫更是稀罕物，我在天津待了八年，除了少数在郊区的几天，其余时候没见过任何一只萤火虫。

“人去人散，来来往往，是这个城市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城市有意识，那聚散离合就占据着它九成的大脑。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带不走的东西是自己，留不下的东西肯定不属于你，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相聚时风姿卓越，以至于离散时终生不忘。”商陆说。

那时候，我和竹芯分手一个半月，我似乎过着吟游诗人一般的生活，仿佛脱离了大学，脱离了灯火辉煌的天津。

冷兵器时代，甚至解放战争时代，雄州镇一直是一个军事重地，护城河又臭又深，城墙又高又厚，整个雄州像个厚铁皮桶，锤子也凿不开。刘大芒跟我说：“这个地方，解放战争时候可是用人肉炸弹才攻下来的，护城河里的死尸比三十年前的六合总人口还多。”我不知道真假，但我基本相信刘大芒说的话，因为他是我童年时代最有知识的人，而且我始终相信，六合等于六合，雄州等于神州，拿下雄州几乎等于拿下六合，拿下六合几乎等于拿下南京城，拿下南京城就是解放了全中国，就是“扫六合”。

护城河的一段躺在我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中间，一座类似汉白玉金水桥的小桥横跨在外城和城墙上，居高临下，俯视护城河。

我对着老城外的护城河凝望了六年，从初一开始望到高三结束。

我问刘大芒，中国为什么每隔几十、几百年就打打杀杀，然后政权交替？

刘大芒喜欢挖鼻屎，他的鼻屎又黑又圆，他随手涂抹。他涂抹完鼻屎，表情严肃，像是□□在□□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般。

他说：“红颜祸水啊。”

说完，他继续表情严肃，继续挖鼻屎，鼻屎依然又黑又圆。

☆、刘大芒

没搬进小区时候，我家住在小土堆上，小土堆离下面的土地十米多高，大约八千平方米，住三十户人家。刘大芒是我们这群小屁孩儿里年龄最大，知识最渊博的，我推举他为这座小山上的王。刘大芒叼着狗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