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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我与温尼派对成功。我们并没有不顾一切地直奔主题。她说，她很怕与诗人作家打交道。我问为什么，她就给我讲述了她与胡乃一的故事。

温尼讲得轻声细语，不急不徐，使我对她的肉体激情也随着胡乃一的“阳萎”而大打折扣。

在那样一个浪漫，我们居然谈起了文学。

温尼说她已经好久没摸文学书籍了。在谈话过程中，她反复提到阿东，说是阿东将她从一朵将要枯死的花救活了，她深深地爱她，深深地感激他。

一夜温柔后，温尼早早地起来了。

当我在洗脸间对着镜子刮胡子时，温尼竟然将卢梭在《忏悔录》第六章中写的“幸福”，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了——

“黎明即起，我感到幸福；散散步，我感到幸福；看见妈妈，我感到幸福；离开她一会儿，我也感到幸福；我在树林和小丘游荡，我在山谷中徘徊，我读书，我闲暇无事，我在园子里干活儿，我采摘水果，我帮助料理家务——不论到什么地方，幸福步步跟着我；这种幸福并不是存在于任何可以明确指出的事物中，而完全是在我的身上，片刻也不能离开我。”

温尼的背诵深深地感染了我：多么的情感啊。这种无处不在的莫名的幸福，比起缘由具体可陈的那些“粉饰幸福”，如竞选中的高票之于政客，利润表上升的箭头之于企业家，三围尺码的可爱数字之于小姐，美味佳肴的香味之于饿汉，都有着质的不同。卢梭的幸福，无缘无故，激荡于胸腹之间，却又无从捉摸，真真算得上是人间至为高尚至为美丽的享受。

反讽的是，温尼竟是在“性派对”的早晨，在天涯海角的地方，背诵出这样的美丽文字，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我没有去问温尼在这种场合是否有了卢梭所描绘的那种“幸福”。我倒是突然想起布克哈克在《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中特地讲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彼特拉克的故事。

这位有着中国“魏晋风度”式的彼特拉克，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不无自得地写道：“现在唯愿你能知道，我是多么快乐地在山林间，在河流泉水间，在书籍和最伟大人物的才华间，孤独自由地呼吸着。我又怎样和大使徒一样地委身于目前的所在，设法忘却过去，闭眼不看当前。”

我真想将这一段背诵给温尼听，作为对她给予我“幸福”的回馈。

然而，温尼拉开了窗户，太阳出来老高了。阿东在外面朝她挥手呢。

“早上好。亲爱的！”

温尼打开门，像快乐的燕子一样飞到了阿东的怀里……

第四章　挤兑激情盘点青春：高校名花的美丽旗帜

年轻貌美的桂妞曾经有一句青春名言：每当有彬彬有礼的男士走到她身边谦卑地说，“小姐，我可以认识你吗？”或“小姐，我可以跟你说一句话吗？”时，桂妞毫不迟疑地答道，“不可以。先生。”

“不可以，先生。”

这一句话一时成为“美丽一族”竞相模仿的靓丽的旗帜，其心高气傲的“冷美人”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桂妞是一名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回贵州工学院老家任教的年轻老师。

桂妞的个头很高，有一米七六还多一点，典型的“魔鬼”身材。她鹅蛋型脸孔、突耸的胸部和高翘的臀部将女性的魅力凸现得有些“刺激”的味道，而她那脑一黑溜溜的长发、会说话的带有一点微微肿泡的双眯大眼睛以及她白嫩水灵、用指甲轻轻一划就能划破的弹性十足的皮肤，让人们看了会突然感叹：“唉，上帝也太偏心了！”

同时，也有人会想，这么美的人儿，哪一个男人能独自享受她的柔情，那一定是他千年修来的福气。

桂妞曾经是贵州“冰之舞”业余模特队的亮点。

那时的桂妞多么的意气风发啊。在贵阳那个保守死气的山城，桂妞竟然很早就穿起超短裙和薄蝉的上衣，将这个城里的温度无疑提升了好几度，也给这里的女性增加了自信和勇气。不少年轻女孩模仿桂妞的穿着打扮，也使桂妞的身价倍增。

桂妞俨然成了贵阳女性青春的旗帜。

这样的女性毕定会惹得许多男人追她。可桂妞就像是睡美人，处惊不乱。她让那些“泥巴做成的男人”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悲怜感。

换句话说，桂妞没有看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小心地盘点着自己的青春，也小心盘点着人生的梦想。有意思的是，那些追求桂妞的男人中，都是一些身宽体胖的大佬、阔佬和官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