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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io),宣布印第安人宗教信仰自由,命令教区居民拒绝向牧师缴税。利用自由派胜利带来的自由空间,高地地区的很多印第安人摆脱教会和村庄官员的束缚,建立了自己的市场和宗教中心。但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做到了这一点,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北的一个佐齐尔人城镇恰穆拉,教会竭力保住了他们的控制权,强迫印第安人继续履行其宗教义务,置自由派政府的法令于不顾。实际上,恰穆拉教区牧师的权力在1865年之后反而增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865年年中之后就职的新任神父米格尔·马丁内斯(Miguel Martínez)实行的严厉措施。高地其他地区的牧师在新的形势下变得相对温和,米格尔·马丁内斯却变本加厉地在恰穆拉教区搜刮财富。他为了从印第安人的教友会(cofradía)榨取钱财,拒绝向那些因太穷困而不能付费的印第安人提供宗教服务,甚至鞭打完不成税收份额的印第安人头领。他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一场印第安人的反抗运动。
种族之战(3)
同1712年的起义一样,印第安人的反抗首先表现为对新的宗教神灵的崇拜。1867年下半年,恰穆拉的一名叫做奥古斯蒂娜·戈麦斯·切切巴(Augustina Gómez Checheb)的印第安人妇女宣布,她看到有三块石头从天而降。一名村庄头人宣布,这些石头是圣灵,能与奥古斯蒂娜·戈麦斯·切切巴交谈。消息迅速传播,几千名印第安人从各地赶来朝拜。年底,一名来自恰穆拉的村社头人(fiscal)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Pedro Díaz Cuzcat)宣布,自己也能够与这些石头交谈,并要求在这些石头被发现的地方策哈莱迈尔(Tzajalhemel)建立一座神庙。1868年1月底,受圣灵石头和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举行的定期布道吸引,前来策哈莱迈尔朝拜的印第安人络绎不绝。
值得注意的是,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是一名村社头人。在当时恰穆拉的教会结构中,村社头人是天主教会和土著社会之间的主要沟通者,他们担任牧师的翻译,负责保管所有教区档案,甚至在牧师缺席时主持宗教活动。他们因此获得一份微薄的薪金,并通常任职十年以上甚至更多的时间。因此,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不仅了解政府有关印第安人和教会的法令,而且具有一定的宗教权威吸引人们崇拜他所推崇的新的神灵。
在这种形势下,1868年2月中旬,米格尔·马丁内斯神父被迫亲自前往策哈莱迈尔。可能是意识到政府的宗教自由法令,米格尔·马丁内斯的态度比较温和。他向在场的印第安人发表讲话,说明崇拜邪教的危险,命令他们散去。米格尔·马丁内斯自信已达到目的后,径直回到了恰穆拉。
实际上,此后的两个月是这一新的宗教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前的内战期间,由于受到白人两派的虐待,很多印第安人在这个封闭的神庙里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和平地祈祷,而且能够不受白人干扰地与其他印第安人进行接触与贸易。3月,整个恰穆拉教区以及附近的策尔塔尔人社群,如特纳哈巴(Tenejapa),开始定期到此参拜,使策哈莱迈尔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而且成为高地地区最繁忙的贸易中心之一。
由于到策哈莱迈尔朝拜和贸易的人数增加,白人城镇周围的宗教收入和贸易下降了。低地的白人(中央谷地的自由派)幸灾乐祸,而对高地地区的保守派(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传统精英)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1868年4月12日复活节时,几乎没有印第安人前来圣克里斯托瓦尔参加庆祝仪式和贸易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5月3日是圣克鲁斯日(Día de Santa Cruz),印第安人都到策哈莱迈尔进行庆祝,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庆祝活动再次没有印第安人参加。这一天,该城新任保守派领袖率领25个人袭击了策哈莱迈尔,逮捕了切切巴,并命令印第安人回家。令保守派惊愕的是,自由派掌权的州政府命令将切切巴释放,并宣布尊重印第安人的信仰自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种族之战(4)
于是,高地地区的保守派另谋对策。5月27日,他们派出了一个由三名牧师组成的代表团去劝说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在策哈莱迈尔,他们向聚集在那里的印第安人赐予了一个十字架,并警告印第安人,信仰邪教是危险的。他们以为印第安人已经被说服了,这天下午,满意地回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
不知是由于这次劝说的效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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