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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慈祥而又坚强”的母亲的思念（《抬头见喜》）；或者是历数生活经历的坎坷和困窘（《自传难写》、《到了济南》）；或者透露一点自己写作生涯的消息（《一九三四年计划》），都显示着一个正直而又清苦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这些散文，因为多系自道身世，难免流露着感伤，但也不乏幽默。《自传难写》夹叙夹议，用语庄谐结合，处处涉笔成趣；《抬头见喜》则于辛酸的回忆中流露着对未来微茫的希望，看出作家酸苦的心态。这些抒情散文写得亲切、真挚、深沉、厚重，是老舍人格的自然流露；从这些文章可以约略看到一些老舍的为人。

关于老舍，胡风说过如下的话：

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现得更突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在他的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正闪耀着他底对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家，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注：《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

胡风讲的是老舍的为人，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认识老舍的性格，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老舍的幽默诗文。

严格地说，老舍的幽默诗文并不是件件都是精品，其中也有一些草率之作，它们或者失之于思想浮浅，或者失之于格调油滑。对于一个在摸索中前进的民主主义的作家，这是很自然的事。

在学生们中间

一九三四年七月，老舍辞去齐鲁大学教职，八月十七日只身走上海，想“试试职业写家的味儿”。（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但是，上海已不是老舍想象中的样子，而是一片萧条景象。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魔影笼罩着文艺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摧残了一切人民文艺的生机。就在老舍到上海的前一年，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等书店和上海艺华电影公司先后被捣毁；他离开上海以后几个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因《申报月刊》登出一些抗日言论，国民党特务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申报》主持人史量才。老舍到上海后看清楚了“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冒险。他只得又折回山东，九月，应山东大学之聘，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山东大学历来有重视新文学创作的传统。一九三○年五月，当山东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筹建时，杨振声任校长。杨振声本人即是热心于新文学创作的著名作家，他的《玉君》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一九三一年以后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易人，这个传统还是保持下来了。国内一些知名的学者、作家如闻一多、洪深、王统照、赵少侯等，都曾相继到山大任职。

如果说，老舍在济南于明丽的湖山景色之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人民的苦况，在繁闹的市廛看到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笼罩在市民头上的一片灰色，那么，在青岛，他在咖啡馆、电影院、海滨浴场这一个花花世界之下，却听到了人民反抗的“潮声”，看到了“山东儿”朴素、坚毅的精神。

他很喜欢山东大学的学生。他看到：在学生单纯的生活里隐伏着勇毅和献身的精神，朴素的装束下跳动着一颗“红热的心”。他清楚地知道，海上停着的各国的军舰扼住了青岛港的咽喉，“此地的经济实权在谁何之手”，但是，山东大学学生的蓬勃的朝气，使他内心里感到充实，“国破山河在”，他并不悲观。他说过如下的话：

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坚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的说，我们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注：老舍：《青岛与山大》，山东大学《二五年刊》（1936年）。）

老舍在山大曾经先后担任《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小说作法》、《高级作文》（即《小说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