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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宗亲擢为状元，并用其“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趾所贡翠物焚之”之言。任绍兴府佥判时裁决英明，吏奸不行。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被太学生列为“五贤”之首。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知饶州，乾道元年移知夔州，饶民乞留不得，竟断所过之桥，王十朋只能另觅他道离开。后此桥被命为王公桥。此后知湖州、泉州均有政绩，当地老百姓建生祠以纪念。王十朋是南宋时著名的主战派，他曾提出：“今日之计，战固未可胜，和决不可议。守以养气，俟时而伸，乘机而投而已。”面对日益强大的金国和此时的南宋现状，也只能是这个办法了。叶适对王十朋的评价是“士类常推公第一”，似有乡谊之偏，朱熹论其奏议“气象宏大”应为公允的。南戏《荆钗记》的主角便是王十朋，但经考据，王十朋中状元时已四十七岁，生有闻诗、闻礼两子，《荆钗记》的故事纯为杜撰，惟借十朋之名而已。王十朋的墓至今仍保留完整。

刘基（公元1311…1375年）刘伯温与王十朋同样，温州的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文成南田人，因南田曾属青田，所以有青田人之说。刘基自幼聪颖，“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其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悉其要”（黄伯生《文成公行状》），可见是个奇才。他于元时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二十三岁时中进士，此后在元朝继续为官，但都是从七品、七品之类的小官，从未受到重用，于四十八岁时愤而弃官，隐居家乡，为文授徒，写作了不少诗歌、散文名篇，后人评其诗称雄浑，散文称奔放，足见其才气。他的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很广，充分显示其多闻博识，成为世所公认的大学问家。同时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旨在阐述自己的“治世之道”，“著书之言，以俟知者”。这就是温州的官吏的特点，不尚空言，专在务实，“以待王者之兴”。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刘基被朱元璋邀请出山，达到了“以俟知者”的目的。他赴金陵即呈事务十八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受到朱的器重，被留中枢，参与军机。按民间的说法他是明“开国军师”。于是，朱元璋“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王景《翊运录序》）洪武初，先后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明初很多法令典章出于他之手。他还曾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使得南京具“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路”的宏大规模、恢宏气象，奠定了往后数百年的“金陵王气，东南重镇”的基础。特别是他奏立的《军卫法》，确立卫所制，不仅在军事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也为明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建立功勋。同时也为日后他的家乡温州抵抗倭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在温州，根据他的卫所制所建会昌保卫城、蒲壮所城，仍旧屹立，成为对刘基的极好纪念。

刘基的功劳虽大，但他已经意识到伴君如伴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决定功成身退，回温州老家，居于山中，每日饮酒下棋，绝口不提从前的功绩，也不肯接见任何地方官，目的在于避祸。一次，县令求见不得，改穿上百姓的衣服，总算见到了刘基。刘基正在洗脚，不知是县令，叫子侄将他领进茅屋，烧饭给他吃。县令告诉刘基：“我是青田知县。”刘基吃了一惊，立即自称百姓，向县令谢不识之过，然后避而不再见县令。即便如此，他仍被时任丞相的胡惟庸所构陷，诬其争夺有“王气”的墓地，为朱元璋所疑忌而被夺禄，洪武六年入朝“引咎自责”，留京不敢归。八年病重，才被朱元璋遣使护送回家，旋即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刘基在其散文《卖柑者言》中所用的语言，是写柑，也准确概括了元末社会腐朽之实质。作为著名的成语，至今它的使用频率仍旧非常之高，这也是刘基的一大贡献。

提到柑，想起在温州广泛流传的《三只瓯柑》的民间故事，遂抄录如下：

三只瓯柑

三只瓯柑

瓯柑出产在温州，别的地方没有。有个永强人想谋个小差使，就带了几篓瓯柑上京去找张阁老。阁老问他通不通文墨。那人摇头，说自己一个字也不识。想把他打发走，那人又说盘缠花光了。

阁老觉得很为难。忽然间看见那人带来几篓瓯柑，就告诉他一个办法，好让他赚点钱回家。

当天，阁老到便殿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