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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所做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

这一点，光凭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就已经觉得十分满意了。

战争之前他们一直处在经济萧条中，饱受饥饿之苦。

现在，战争结束三年之后，他们害怕又一个30年代逼近了。

一个政治家应当相信，人民的福利依赖于他的成就。

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能分辨清楚自私与无私的日子永远不可能到来。

这一天可能早就到来了，可能会在加入联邦之前到来，或者可能要等几十年以后才能到来，我并不知道。

仿佛等你注意到海水颜色变了，才努力回忆何时有的这番变化。

在我看来，除非历史学家认为我做过一些值得记录的事，否则我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场。

在我看来，若是世上所有的历史书变成一本，而其中没有写入自己的生活，可以说自己的生命被浪费掉了。

如果能把法官那本书从1895年往现在推，要是里面没有我，我就真感到恐惧了。

我现在已经48岁了。

全民公决当晚，我们在总部的一群人围在收音机旁边，等待计票结果。

如我们所料，开始是独立政府占优。

我们知道最先报道的是圣约翰斯的选票。

唱了一晚上的票后，支持独立与支持联邦的票数差距渐渐缩小，但还没到不相上下的地步。

最终结果是没有一方得票超过一半，所以得再进行一次全民公决。

代议制政府在此次选举中惨淡收场，最终不再列入选票。

第二次全民公决定于六个礼拜后，即7月22日举行。

28　邦德论博伊尔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

从1901年到1904年，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任纽芬兰总督，在这期间以及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不辞辛劳地完善自己写的颂歌，可以说甚至疏忽了自己作为总督的职责。

他经常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逼得他妻子只好称他生病，不过没人相信她，因为人人都知道他在楼上，在自己的书房里，从那儿的窗户能看到总督府的后院。

人们经过环形路前往总督府接待室时，常看见他侧身对着窗户，若有所思地朝外张望。

总理罗伯特·邦德爵士的一位同事在一封信中写道：“恐怕我们又摊上了一个皮克莫尔，”可总理提醒他不要被博伊尔太太的话所蒙骗，“很显然，只要是为那个玩忽职守的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编造病痛，博伊尔太太的创造力是永不枯竭的。

我的朋友，请放宽心，此人并没生病，或者应该说，他跟任何日日夜夜吟诗作赋的人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也叫生病，那他早就永垂不朽了。”诗人就是这样被人说三道四；要是他们执著，这种议论就没完没了，一想到我也这样说过他们，我的耳朵就阵阵发烧。

从未相识的男人（1）

我不能，他们也不允许我不带上他们就一个人出去。

他们是我的保镖，有的曾当过伞兵，有的曾是摔跤选手。

有人不顾我的反对，雇佣他们保护我。

我随身携带一把没注册的左轮手枪，总是装满子弹。

每天，我都会收到各种匿名的死亡威胁，或是电话，或是信件，地点则不分联邦总部还是家里。

所以，这两处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住了。

早上出门，房子外面总能发现贴的标语，上面写着“卖国贼”，“叛徒”。

最后，我终于被支持者劝服，每晚带上妻子和孩子从一个安全地点搬去另一个安全地点过夜。

我们行色匆匆，坐上一辆支持联邦的干洗工的货车。

每晚六点车子准时出现，载我们去另外一所房子。

在圣约翰斯造势竞选时，我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都会去眉脊山和父母一起吃饭，将保镖留在外面朝马路的平台上。

对能认出我的汽车的反对联邦的人来说，这些人实在醒目。

幸好我不在时，父母的房子并不是他们攻击的目标。

众所周知，我母亲信奉圣灵降临，她的教会和天主教教会都反对加入联邦。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害怕加入联邦将意味着单独教派体系走到了尽头。

我父亲反对加入联邦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他和我都讲不清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