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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徐圃云、范秉琳诸人，得扶助匡掖之益不少。以学问才华相慕重者，有歙县之黄念耘、金华之邵振青（即邵飘萍，在北平创办《京报》及《新闻编译社》，后被军阀杀害），德清之莫存之，绍兴之朱内光、邵翼如（即邵元冲，西安事变死），永嘉之林智敏，兰溪之胡心猷，常以民族革命之义相勉，而陈君哲尤激昂，时时以鼓吹民族革命之刊物借给陈布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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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湖畔：杭高（3）

陈布雷在慈溪读书时已有反对满清帝制，组织“覆满同志社”之举；在杭高时思想也很激进，仲秋某日，他与张耿伯、志尚、秉琳、威博诸同学同游西城，张任教于陆军小学，与杭高为邻，兼授杭高德文课，其时已截发去辫而不穿中装，陈布雷羡之。张耿伯谓，满清将覆灭，君等为何仍留此可耻之辫子于脑后。陈布雷返校，时即唤理发匠剪去辫子。宁波籍的六七个中学生均剪辫，恐家里人责问，不敢告家人，都嘱理发匠制一假辫子以备用。青年求学时代的陈布雷思想上是激进的，反对封建帝制的。

革命军在给百姓剪辫子

陈布雷一封爱国信

陈布雷以学生一封爱国之信公布于《天铎报》

陈布雷以在新闻界撰写评论闻名于世，就其私衷一直热爱新闻事业——办报，始终念念不忘办报，作—个自由的文人论政，当然跟随蒋介石后，他的思想是不自由的。

陈布雷11岁（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900年）时接触西方科学。读数学、代数、几何，教本是“作新社”刊行之“万国历史”、“世界地理”、“万国史纲目”、“十九世纪史”、“外交史”、“瀛寰全志”、“近世文明史”等书，始知世界与中国国势之大概。陈布雷大哥屺怀在上海与友人经营出版事业，又曾赴日本考察农业，富有新思想，每次还乡，纵谈时事，并带回新书刊。陈布雷说：“当自大哥处得阅《时事报》等刊物。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

甲午对日战争，中国战败，朝野震动。爱国忧时的知识分子，群起力谋改革政治。康、梁“维新论”与孙中山“革命论”，引起国人，尤其启发青年革命思想。其时，北方有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外患内忧，交相激荡。政论性报刊，其影响实大，促醒全国，共图救亡。陈布雷课余喜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刊物及各种新出译本恋爱或侦探小说，或历史故事。陈布雷国学根底既深厚，又吸收知识与读政论性报刊文字，造成他笔力健、行文畅的新闻记者之优越而必备的条件。陈布雷17岁时，插班入浙江高等学堂肄业。国文老师沈士远先生，后来为北方大学名教授之一，与学生最接近，学生也极敬仰，陈布雷常去其宿舍请求指导。“沈先生常以《复报》、《民报》、《新世纪》密示同学。故诸同学于国文课艺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毫无顾忌。惟有时以□□字样代之而已。”（《陈布雷回忆录》）。他与诸同学，已接受并信仰孙中山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其时政论性报刊文章，流畅有力，说理彻底，论事气壮，是从八股与古时议论文解放出来的新文体，清新可诵，感人至深。陈布雷的作文，已有评论的基础。杭州近上海，风气开通。杭高师资一流，学生程度很高，注重学生自治，其教育方针为“重感情之陶冶，而不重形式。全校融化于一种和易之空气中，亦自然孚洽，鲜有自暴自弃或嚣张乖戾、越出常规者”（《陈布雷回忆录》），而考试甚勤，故读书风气极浓。但因为管理松，学生有“逃班”的现象，对自己不感兴趣或认为不难补习的学科，就自动逃课。他“平均每日有一小时逃班，以在室中或操场空地上自己读书为乐。所读以文学、史地方面之笔记小册为多，泛滥涉猎，无计划、无系统。”（《陈布雷回忆录》）他喜读自己爱读之书，只要是有益的书报，对学识的增进有益他都读，广泛涉猎，学识大增。

浙高史地、博物，均由日籍教师教授，不用课本，而用表示讲解。各班级均由学生自编讲义，举二三人担任讲义编辑、缮印、装订工作。陈布雷尝被推编辑生理学讲义之后半部。这种“教学做”合一的教授法，极合新式教育原理。听、记、写、编四者为新闻记者所必备者。先生讲、学生记、编成书，再刻钢版、印成讲义，其过程无异报纸的编采、发排、付印。

1908年陈布雷19岁，浙高预科卒业，夏入正科。春4月，杭州公私立各校，举行联合运动会于梅东高桥运动场，到者3000人。他在会场任会场新闻编辑，以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