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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继续起草西安半月记，至九时完成，全稿一万二千言……余文字近年来实不如二十余岁时之警练简劲……”但《西安半日记》2月11日完稿，2月13日蒋介石命修改，2月14日修改完毕，2月15日又修改，2月18日日记中陈布雷拟新生活运动3周年纪念广播稿又发作：“此等文字工作，最易落窠臼，用思甚苦……”陈布雷身体也支持不住，2月23日日记中云：“……十二时面请蒋先生给病假两天，以连日实感精神太倦也，蒋先生似不愿予请假，勉之，”过了二天，2月26日“头晕仍剧，且骨痛未已，然假期已满，不愿再续……”2月28日“……夜应蒋先生召商半月记文字，并有所指示，10时归寓，觉眩晕未已……”大概，陈布雷身心确实疲惫之至，又萌引退之念，4月9日日记中明载：“……今日神思忽忽不乐，又萌引退之念，盖侍从室环境特殊，余来此二年余，对国事迄无深切之情，彼等待人均抱敬而远之之态度，而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相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稍便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余虽抑志相从，推诚相与，然征逐既非所喜，随和亦不能无限度，故终不能相水乳也……”，这时陈布雷又随蒋介石到了溪口，蒋经国也回到溪口了，蒋介卿要出丧，陈布雷为蒋介石写祭兄文，4月15日，蒋介卿出殡后，4月18日又随蒋介石赴杭，4月22日记又露出退意，云：“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俟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以既管理不善即应引咎，而让贤也……”4月24日日记中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此种痛苦，非同病者不能知也……并校定西安事变半月记与回忆录之文字……”奇怪得很，从1月写西安半月记已完稿，到4月还在校改，心中一直想引退，5月1日日记中又记：“……十一时到大哥家午餐。与大姐等谈家常，近日，予心境不舒畅，坐立行止，觉一无是处……”5月5日日记中记“四弟来谈……觉心中苦闷实甚，在兄弟之前又欲稍露词色……”5月6日于是又请病假5天，5月7日日记中提到知友采访“对余之健康个性与工作困难问题均以无法解决……”5月12日日记中记得更明白：“……抑郁焦躁之病态又显露无遗，傍晚五妹挈细儿来寓相视，劝余决心引退……”陈布雷在5月22日日记中最后讲明：“午后，又试为文字工作，乃竟不能下笔，苦闷之至，焦急之至……余病实伏于西安事变时透支，精神太过，今乃觉之……”可是西安半月记还要改，5月23日日记中记：“七时卅分起，覆阅西安事变回忆录，将文中语意之不妥者标出修改之，得十八条。”5月26日日记中又云：“……今日精神又不佳，心思极不宁……不思饮食，即纸烟亦觉无味，六弟来谈劝余往沪上休息，以为较之蛰居京寓当胜一筹，然予自知此疾非移地所能瘳，须待其自愈也。”5月27日日记：“……午后力子先生来谈甚久，以静心澄虑相劝，知其意终不能行，奈何奈何，今日觉彷徨更甚……”5月29日日记中记“……自牯岭来电话，西安半月记暂缓发售，夜心绪不佳……”5月30日记：“……午后电委员长商西安半月记事，仍请及早指定一发售之确期……”说来十分奇怪，这本仅万字的西安半月记写就不过一二天，而出版一拖四个多月，而陈布雷心理状态极复杂，不断出现引退之念，又有难言之隐，内心痛苦与矛盾跃然于纸上。

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1）

陈布雷跟上蒋介石有21年时间，前10年开始是作为客卿身份，从1934年开始，作为侍从室主任，可谓形影不离，但是这21年中最为重要的是抗战八年从南京而武汉，1938年下半年起武汉失陷，就随侍蒋介石到重庆一直到抗战胜利。1937年初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西安事变刚刚结束，蒋介石被逼抗日，蒋介石和其所属部队在正面战场确也抗击过日寇，特别是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陈布雷这人确实也是爱国的，所以在他为蒋介石所撰写的文告中，抗日热情，奔泻千里，也使蒋介石成为世界瞩目和全国军民拥戴的抗战领袖。

1937年的6月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有记载云：“余自四月初迄今，身心交病，已近两月，当去年西安事变发生，家人即以余工作太劳为忧，乃自委员长由洛到东后，受命治事，较前加繁而并不感觉特别疲劳，盖当时神经兴奋，他事均不遑计耳，此次突然颓丧，且恢复如此之难，均出意计之外，今既发现非常贫血，即应针对此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