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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港。

“她告诉我，我的性别比她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清楚。”罗贝塔道，“我真的需要这句话，因为我一直得用那台可怕的扩张器，防范我的荫道收口合拢；我觉得像一台机器。”

好老妈。

盖普写道。

罗贝塔忽然说：“你写的东西里有那么多对人的同情，但我从你身上，你的现实生活里，看不到什么同情。”珍妮也一直指控他这一点。

但现在，他自觉有更多同情心。下巴被铁丝锁紧，妻子手臂吊着绷带——丹肯的漂亮脸蛋只剩半张完好——盖普觉得对其他流浪到狗头港的不幸者，更能慷慨相待。

这城镇只有夏天是旺季。到了淡季，海洋路尽头，灰绿色的沙丘和白色沙滩之间，就只剩这栋屋瓦泛白、有门廊和角楼的豪宅还有人住了。偶尔跑来一只狗，在骨骸色的漂木间东嗅西嗅，还有住在内陆好几里外的退休人员，住在过去消夏的别墅里，不时来海边散个步，捡几粒贝壳。夏季的海滩上满是狗、小孩和帮忙看小孩的人，港湾里总有几艘色彩鲜艳的船。但盖普一家搬过来时，整个海岸都像被遗弃了。沙滩上到处散落冬季涨潮带进来的垃圾，荒无人迹。整个四月和五月，大西洋都呈瘀伤的铅灰色——跟海伦鼻梁一个颜色。

淡季到镇上来的人，一眼就会被认出，都是来找那个著名护士的迷失妇女。夏季，这些妇女往往得在狗头港徘徊一整天，才找得到知道珍妮住处的人。但狗头港的永久居民都知道“海洋路底那栋房子”，他们会指点问路的沧桑妇女：“那房子大得像旅馆，亲爱的，你一定不会错过的。”

有时慕名来访者会先走到沙滩上，对着房子张望良久，然后才鼓起勇气，上前探问珍妮是否在家；有时盖普会看见她们，一个两个三个，蹲在海风吹袭的沙丘上，瞪着房子看，好像这样就可以读出里头的同情心有几度。如果不只一人，她们会在沙滩上商议；其中一个会被公推出来敲门，其他人则瑟缩在沙丘上，像被勒令不得乱跑的狗！等候召唤。

海伦替丹肯买了一个望远镜，丹肯可以从他那个有海景的房间，窥伺胆怯的访客，在传来敲门声之前好几个小时，就宣告她们的存在。他说：“有人找奶奶。”调焦距，不断调焦距。“这个大概二十四岁，也可能十四岁。背一个蓝色的背包。她拿了个橘子，可是我想她不会吃。有人跟她一起，可是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躺下来了；不对，她生病了。不对，她好像戴着面具。可能是另外那个的母亲——不对，是她姐姐。或只是个朋友。”

“她开始吃橘子了。好像不怎么好吃。”丹肯报道。罗贝塔也跑来看；有时海伦也看。但多半时候是盖普去开门。

“是，她是我母亲。”他会说，“她出去买东西了。请进，如果你愿意等。”他会微笑，但他也会用跟那些在沙滩上捡贝壳的退休人员挑选贝壳一样的眼光，仔细端详访客。在他下巴痊愈、撕裂的舌头长好之前，盖普会准备好一把纸条再去应门。很多访客对于接到纸条，毫不感到意外，因为那也是她们仅有的沟通方式。

哈啰，我名叫贝丝。我是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一员。

盖普也给她纸条：

哈啰，我叫盖普。我下颚受伤了。

他会对她们微笑，视情况递上第二张纸条。有时是：

厨房生了一炉好火；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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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时是：

别担心，我母亲很快就会回来。这儿有其他妇女。想见她们吗？

这期间，盖普又开始穿西装式外套，倒不是因为怀念史迪林（或维也纳）的生活——当然也不是因为住在狗头港有必要穿正式一点，这儿的女人当中，似乎只有罗贝塔在意自己的穿着——而是因为他需要那些口袋；他随身携带一大堆纸条。

他试图到沙滩上跑步，但不久就放弃了；跑步会使下巴喀喀震动，舌头撞到牙齿。但他还是在沙上步行几英里路。警车把那个年轻人带到珍妮的房子来那天，他刚散完步回来；警察扣着那人的手臂，扶他走上宽敞的前门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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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可·奥勒留眼中的世界（5）

“盖普先生吗？”有个警察问。

盖普散步时穿的是运动服；他没有带纸条，但他点点头，是的，他是盖普先生。

“你认识这个人吗？”警察问。

“他当然认识，”年轻人道，“你们警察就是谁也不相信。你们不懂得如何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