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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总是有着意想不到的缺漏。

它最后只差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洞，大约直径1毫米的小碎片，可以填充它。

可是我没有找到那个最小的碎片。

我把杯子包起来，收在桌子底下最角落的地方。扫帚也扫不到的。

很长的时间，我都一直害怕着，害怕母亲发现那个我打碎的杯子。

我甚至不敢去看那个桌子。

我甚至盼望着有一天桌子挪开后，那个有着一个洞的用浆糊糊起来的杯子，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杯子。

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与其说是唯物论的影响，不如说是一种天生而宿命的失败感的笼罩。

这种害怕着有一天真相大白的心理，一直充斥着我的小时候。

我没有向母亲承认过，因为我害怕母亲生气。她会很生气，大声骂我，用小棍子打我。我最怕的是，她要把我赶出家门。

而我会在家门口一直哭泣，哭泣。

母亲是一个过分严厉的人。作为一个独自在外乡做工的女人，她要求我本分、礼貌。我跟工厂的许多人大声说，阿姨好叔叔好，但是，我憎恨这样。我憎恨这些条框，最后却习惯于它们。

我总是怕做错事情。我谨小慎微。我怕别人发现我做错了。所以我总是努力地去附和任何一种规范。我成绩一直很好。我遵守学生守则。我是三好学生。但是总习惯不停地犯错。我不停地掩盖。最后我变成了一个相当偏执的却又是一个毫无原则的烂好人。我的原则是：我错了，我又做错了，我把杯子打碎了。

这种害怕和谨小慎微后来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出了一种奇异的道德和勇气。我不穿裙子，像男孩子一样大笑，大大咧咧，为厂里的被人歧视的人大打出手，他们包括：一个白化病女孩，一个智障，一个因为穿花衣服而被嘲笑的男孩子。

那个白化病女孩最后因为她的处女之身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有钱离异男人；那个被嘲笑的男孩子最后考上了清华；那个智障不知所终。

到了高中的住校时期，我的成长因为过度的约束而变得任性起来。和家里作斗争，和学校作斗争，不做早操，不戴校徽，上课看小说，写没有人读的热烈的情诗，翻墙出去看电影，离家出走。最后我中规中矩地考上大学，又以令人生疑的才华和乖巧读上研究生，成为小城镇工厂和母校的传奇——我的反抗其实是在一个戴眼镜的乖乖女的壳之下，微不足道。我依然是主流的，道德的。

后来，苏七七，一个在学校里读博士的女孩子，她说：阿飞这个女孩子，她的歌唱是道德的，她的尖叫也是道德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和阿良，我的男友，讲那个打碎的杯子的事情，讲那些不知道是不是毫无必要的一直伴随我成长的惶恐和重重忧虑。

但是我有顾忌，因为我担心这样的多愁善感会有女作家之嫌疑。

所以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我发展出一种口头的滔滔不绝和调笑的能力，随时嘲笑自己和调侃别人，随时把阿良逗笑。仿佛这也是可以掩盖自己的方法。

但放松下来的时候，和阿良单独相处，我就会突然沉默下来，面无表情。

阿良后来说过，他有时会害怕我，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这些。

我早就说过，阿良很忙。他是做IT的。我喜欢做IT的人，因为阿良是做IT的，而且他们很忙，单纯而质朴地本分地热爱着工作。这令我为他骄傲。因为我不但懒惰，且毫无责任心。阿良是我的反面。他身心健康。他是好儿子，好同事，好哥哥，好男友。

阿良有着一种微微有些过度的炫耀心态，但是体面。他和我读古典文学的好友谈古文观止，和搞音乐的人谈专业功放的制作，和我的乐手谈金属音乐，和我上武术课的同学谈跆拳道，和我的高中校友争辩他和她谁挣的钱更多，为我的朋友热心地显示厨艺。他有着一种令人失笑的热情，我时常为这样的自我夸耀而羞愧不止。但是我依然喜欢他。在我看来——这是他天真的表现。我固执地以为他善良、单纯，如同孩子。

更重要的是，我以为他爱我。

即使在他离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依然孜孜不倦地以为他爱我。我以为零点时分演出完毕，喧嚣的声音犹在震荡着耳膜，我穿着深蓝色的长裙子，在陌生城市的马路上狂奔，依然有人在家亮灯等我。

那个杯子，藏在桌子底下的杯子，其实早就已经不是完整的了。

正如母亲不是厂里最令人注目的女人一样，我也不是最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