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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的商业银行看起来好像获得了成功，它不再是联邦储备银行的成员单位，同时，也被保护免于受到“过度”竞争，并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险。在银行休假制度实施以后，银行破产的数目下降了。在30年代以后的几年，银行破产减少了（见图）。损失程度也大大低于大萧条时期，并且能很容易地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理。银行体系安全性的显著提高是有代价的，例如要支付给存款人利息，服务的类型和新的机构减少了。对准入以及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削弱了竞争，但有助于提高银行业的投资回报率。

30年代的证券业处于低潮时期，当时新的发行市场受到限制。由于惊慌的投资者逃离市场，同时由于1932年出台的《税收法》（the　Revenue　Act）提高了对股票的过户费并对债券征税，证券交易的规模急剧萎缩。强迫顾客缴纳超过券商要求的保证金的规定进一步抑制了交易，降低了市场的灵活性。市场参与者对要求新发行证券公开报价的规定抱怨颇多。证券直销者担心股市冷清时期市场态势的变动，发行者不愿公开披露信息，那些在有价证券上市登记表上签字的机构则害怕承担民事责任。由于无须承担上述这些成本，定期贷款和直接包销（private　placements）变得重要起来。为避免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繁琐审查，对新发行证券的直接包销，从1900—1933年间不足市场总发行量的3％攀升到1939年的23％。

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之所以被通过，是因为相信信息披露会为投资者合理分配他们的资源提供必要的信息，并为所有的投资者创造一个具有“公平游戏规则”的市场。尽管规定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但是实际的状况几乎没有改进的迹象。与整个市场相比，那些购买并持有新发行证券的投资者，其平均收益实际上与新政实施前后一样。只有那些仅仅在地区性交易市场发行的不够成熟的证券品种，信息成本可能比较高，这是新政实施前错误的定价策略的结果。收益率确实下降了，这意味着风险降低了。但是这也可能反映出风险较高的证券向直接分销方式转移了。

新政也改变了家庭抵押市场。由于非机构贷款者不能获得联邦抵押保险，私人拥有的抵押贷款降低了。储蓄贷款协会的抵押贷款占了整个抵押市场的　1/3，是最重要的贷款者，其次才是商业银行。大多数储蓄贷款协会成为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系统的成员，但是只有30％的储蓄贷款协会获得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险的吸引力降低是因为储蓄贷款协会保持了限制资金撤出以防止大规模挤兑的权力，同时，也因为储蓄贷款协会没有从以前的保险管制中看到任何好处。那些受到保险或者由联邦政府特许的机构比没有保险的储蓄贷款协会的风险预期要低，或者是因为那些稳健管理的储蓄贷款协会加入了联邦体系，或者是因为管制迫使它们降低了承担的风险。但是几年后这些影响就消失了。被保险的储蓄贷款协会比没有保险的储蓄贷款协会显示了更高的风险预期，这表明保险的道德风险开始发生作用。

受到违约行为的损害，人寿保险公司的抵押贷款减少了，从1930年占资产总额的40％下降到1940年的19％，并取而代之以美国政府债券为抵押品。保险公司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其超过1/4的资产投向了公司债券，这些公司债券被直接分销者购买的比重也日益上升。

尽管大萧条前夕，金融部门也受到管制，但新政进一步强化了现存的对金融中介的管制框架，并增加了新的管制制度。联邦控制的范围也扩展到了金融市场。从总体上看，新政把金融机构界定得更为狭隘，对它们的定价策略和准入施以限制，这都抑制了竞争。对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引进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了这些机构提高风险承担能力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经济冲击和出人意料的政策，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不规则波动，新政试图达到的大部分效果都被隐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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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1）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联邦政府又想办法将储蓄流量转变为战争资金。战争促使政府尽最大努力转变资源用途，当时使用的资源在数量上确实比以往和以后的战争都要大，战争期间的累计支出相当于年国民收入的3倍。尽管税收增多提高了收入，使其可以支付60％的支出，政府仍然面临着两难困境，不得不借款。如果公众不相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