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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近已经从地理学的角度得到验证。这种地理角度涉及扩散和集中的力量——处于一个更大的市场扩张关系模式中的农村边疆和城市。

当美国经济发展产生出管理跨越不断增长的地理空间的交易体系时，它同样造成居留和生活在这些空间的人们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区别。因此，第二个需要研究的大类是要识别19世纪发展起来的交易体系，这个体系也连接起不同的经济角色并分配经济成果，而这两个过程构建起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它叫做“阶级构成”。是否对19世纪的美国社会应用“阶级”这个概念在历史学家中还没有定论，我不像那些最坚持这种概念解释力的人一样，暗示应该去借用这种利用扎根于工作场所中的关系但是又广为扩展的社会体验进行分类的概念。虽然如此，我将使用“阶级”和“阶级构成”这两个术语来帮助描述和解释美国社会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多种新的体验和新的社会身份，而后者的变化又源于资本家对工作和工作场所关系的重组以及经济增长造成的货币收入的分配变化。

第三个需要研究的大类称之为“文化”比“社会”更合适，但是任何思考都不能缺少这一点，即美国社会和经济增长、新生产模式及日益普遍深入的市场是如何组织和重组在一起的。我谈及一些价值观念和规范，它们引导着营利性企业、自我满足和社会消费形态，以及不易察觉的有组织的慈善行为和提高社会福利的计划，这些构成了资本主义“孕育”时期的特征。但是，我也谈及另外一些价值观念和规范，它们为传统所认可，这构成对所有创新和改进事物的阻力。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自由和扩展的市场、运输和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银行和谷物交易、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利益。一些人（这里有两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手工业者面对自己行业引入使用非熟练工人的机器，小农场主面对实力强大的铁路公司的歧视性运费）强烈地反对这些变化，因为他们把变化看做是对他们自己利益和福利的威胁。其他人，包括很多市场竞争的胜利者，也是满怀忧虑地接受了这些变化，他们在经济的进程中感到模棱两可、受到损害和内心矛盾。这应该可以理解，事实上，进程本身就没有用相同的速度和前后井然的秩序把所有美国人带往同样的目标。在我对发展中美国的地理、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所有描述中，都暗含着一个关于坚持不懈、关于改变和变迁的话题，它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旧有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追溯。这一进程，不管怎样，有时是有缺点的，我在对两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期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一事实，这一历史时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一。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2）

1790—1840年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美国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还占压倒性的多数——只有5％的人口居住在20多个勉强能够称之为城市或者城镇的社区中；在这些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有10　000以上的居民；它们之中最大的城市，费城，也只不过是42　000个美国人居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新兴国家将近400万人口的1％。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显示出一个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在1790年，向现在的美国社会地理布局的转变过程才刚开始——很少人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社区和家庭都相对分散，辽阔的荒野将随着无数的美国家庭年复一年的迁移而逐渐消失。和原来的宗主国同时期的统计数字比较时，鲜为人知的有关农村人口密度的统计数字能帮助我们了解情况，英格兰乡村人口在18世纪末每平方英里超过100个人时，美国1790年平均农村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9人，在沿海平原和阿巴拉契亚边疆的东部和南部山麓地带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15人。两个国家农村人口密度都是各地不一，但是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甚至在人口密集的新英格兰南部，那里的人口密度也远达不到英国乡村地区普通水平的居住密度。英格兰城市地区的统计数字更显出美国的空旷：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镇中，有将近50个城市拥有超过10　000的人口，沿着每条国家公路都有市集城镇，以及一个有　900　000人口的大都会，那不是这个国家人口的1％而是10％。假如我们同时考虑农村人口密度的惊人差异和英国境内庞大的城镇规模，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强调处于大西洋世界西部边缘的这个带着偏远和未开放特征的新生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与旧世界有多大的不同。

历史学家有时反对那种村落稀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