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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茶场的三年（三年后他转到天井公社长岭大队）。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十几个小时连续不断的重活，开荒垦殖，挖沟挑土，把人累得发疯，累得脑子里一片苍白，身体完全被掏空，“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似乎和自己脱离了关系。有一次回到宿舍以后一连抽上七根烟还回不过神来。睡到第二天早上，韩少功发现自己一身泥巴，全都让体温烘干了。再一看，发现夜里帐子也没挂，自己身上被蚊子咬出了很多红包。还有一次，他吃着吃着，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他的肚子一共塞下近两斤米饭，还觉得是空空的。就这样，满满一个劳动日才能挣十几分工，价值八分钱或者一角多钱。到年终决算，除去八百斤粮食的收入，如果每人还能有三四十块钱的现金结余，就已经算是大富翁了。

黄豆咸水汤是唯一菜蔬，一吃就是两个月。这时候，最美妙的事物就是白生生的猪肉，在知青们的想象中流油，引起他们一次次回味往日的口福，回味各种久违的节宴和点心。有一次，他们在地里挖回一点野菜，打了一锅汤，竟引起大家拼命的争夺。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汨罗江之夜（2）

这是韩少功后来在《山南水北》中对当年知青生活的一段回忆。尽管如此，很多知青的革命热忱并没有减少。一个知青学习小组在韩少功的倡导下成立，一个农民夜校也办起来了，其油印教材由韩少功编写，并自掏腰包印刷成册，发放到农民手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如此深奥的内容居然成了夜校教学主题。韩少功亲自担任教员，向农民演讲，但是效果很差。农民只是想来识字，对发生在十几里以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兴趣。基层干部对外国名字更是疑窦丛生，连“马克思”听上去也有作乱之嫌。终于，一张抨击茶场某领导多吃多占的大字报，使夜校终遭打击和夭折。“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没想到他们向干部揭发我。我贴大字报，反对农村官僚权势，农民出卖了我。”（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民们不过是认为，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人虽然说得在理，但他闹完了拍拍屁股就会走，而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在这里生活下去，都是乡亲邻里，怎么能把关系搞得那么僵？

对于韩少功这个少年书生来说，现实逐渐露出了严峻和坚硬的面容。别说“农村包围城市”，就连反对农村一个小官僚，也是鸡蛋碰石头。当他从公社“隔离审查”回来之后，农民都躲开这个敏感人物，很多知青伙伴也注意与他保持距离。他后来对同志们断言：对农民根本不能抱以希望，只有知识分子才是历史的火车头！——当时他正与湖南靖县、沅江县等地的青年同道暗中打交道，甚至与广东、广西等地的异端分子拉上关系，打算共同组建一个地下团体。

正是在韩少功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向一系列知识领域发起进攻，用他们的话来说，“一定要混进知识分子队伍”。

茶场里的学习小组不久就成鸟兽散。知青们开始厌恶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劳作，装病请假，外出盲流，找干部拉关系，总之逃离就是一切。汨罗江上那片冰凉的月色，已不再能激发出浪漫诗情，只能唤醒肉体劳累和精神失望的双重痛苦。特别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后，一批批的知青回城了，当工人了，领薪水了。大家的境遇迅速分化，不能不使留下来的伙伴内心惶惶。原以为大家要在这里共同生活一辈子，没想到人生还有变数，社会等级分明，多赚钱是硬道理，革命大话当不得饭吃。每个人都从集体主义幻想退回到自己本身，开始认真考虑生活出路。很多人突然成熟和世故，学会了相互之间争夺机会的明争暗斗，甚至学会了向领导送礼品或者抛媚眼。自然，首先被招工的知青是那些家庭背景好的，或是与领导们关系好的，有特殊才能的也比较容易被招工单位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