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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