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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祖先传下来的宗教教育。在拉米乌斯的记忆里,她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上床后总要给他讲一些美妙的宗教故事。当时,宗教活动一直没有真正杜绝,但是要带上马科参加这类活动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尽管如此,孩子的父亲把他留给她后不久,她还是千方百计让他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洗礼。她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马科,因为那样做很可能招来危险。在波罗的海国家里,罗马大主教一直受到残酷镇压。马科成人以后才懂得这是一种信仰。
希尔达祖母晚上给他讲的故事都来自《圣经》,每个故事都是一堂是非与善恶报应的教育课。小孩子嘛,对这些故事只是感到好玩而已,但是他从不告诉父亲,他知道他会反对的。后来老拉米乌斯又重新开始管束自己孩子的生活,马科受过的宗教教育才渐渐被遗忘了,虽然没有忘得一干二净,但也记忆依稀了。
在儿童时代,拉米乌斯还没有意识到苏维埃共产主义漠视人的基本需要,而只是有一些感觉。到了少年时期,这种疑虑心理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明确的看法。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固然是高尚的目标,但是抛弃了正义和伦理的客观标准。而他认为,对文明社会来说,这些东西正是宗教最重要的遗产。马科自从成人以来,就有自己的是非曲直观念,这些观念不同于国家的是非观念。他凭着自己的观念来衡量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他把这些观念谨慎地掩藏了起来。这是他灵魂的大锚,象船的大锚一样,深深地藏在水底看不到的地方。
甚至当这位少年同自己刚刚荫发的对国家的怀疑进行着激烈思想斗争的时候,也没有人怀疑过他。他同所有的苏联孩子一样,加入过“少年先锋队”。他曾经穿着锃亮的靴子,戴着鲜红的领巾,参加过在军人烈士陵园举行的游行,还曾端着报废的PPSH冲锋枪紧贴胸前,神情严肃地站在长明灯前为无名军人遗体守灵。象这样严肃的活动他参加过不少,少年时代的马科曾深信,躺在这些陵墓里的英勇战士,同他在当地电影院里看到的无数战争影片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一样,也是以无私无畏的气概走向死亡的。他们为保护后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同万恶的德寇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为自己是一位党的高级官员的儿子而感到特别自豪,颇似早年俄国贵族公子的心理。他在五岁以前,就曾千百次地听人说过:党是人民的灵魂;党、人民和国家的联合是苏维埃联盟神圣的三位一体,虽然其中的一个比另外两个要重要。他的父亲很象电影中党的工作人员的形象。在马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严厉而公正、粗暴而善良的人,经常不在家,但总是千方百计地给儿子带回各种各样的礼物,保证他获得一个党的书记的儿子有权得到的一切好处。
尽管他表面上是一个典型的苏联孩子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从父亲那儿和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总是同他少年时代学到的东西相抵触。为什么有些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同他一起玩?为什么每当他从同学身边走过时,他们就会低声地、凶狠挖苦地称他是“告密者”?父亲和党都教导他提供情况是爱国主义行为,但是他仅仅干过一次就变成了人人回避的对象?童年伙伴们对他的奚落使他感到不满,但是在父亲面前他从不抱怨,知道这样做是要犯罪的。
这里面肯定有非常错误的东西——但是,到底是什么呢?马科决定自己丢寻找答案。他越来越变得爱独立思考了,他就这样无意中在共产党的神殿里犯下了滔天大罪。表面上他是一个党员儿子的模范形象,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凡是党组织交办的事他都尽力去办,只要是派给要求入党的孩子们的苦活,他都第一个报名。他知道,在苏联这是通向成功和舒适生活的唯一途径。他很喜爱体育,但不喜欢团体项目,而喜欢田径项目,因为田径项目可以是个人之间的较量,还可以衡量别人的表现。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事事都要与人进行较量和衡量他人的习惯,他冷静而客观地观察和判断自己同胞和同事的所作所为,得出自己的结论,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八岁那年的夏天,他的生活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那时由于没有人同他这个“小告密者”玩耍,他只好到祖母生活的小村子的渔码头上闲逛。每天早晨都有一群破旧的木船乱哄哄地从这里出航,总是跟在一排国家安全部(即现在的克格勃)边防军的巡逻艇后面,到芬兰湾去捕少量的鱼,为当地居民的食物提供必需的蛋白质,也给渔民们带来一点微薄的收入。有个名叫萨夏的船长,是前沙皇海军的一名军官,曾参加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起义,并为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改变世界面貌的事件做出过贡献。萨夏由于参加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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