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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医务室。

“你好，大夫。”

“你好，舰长同志。是政治学习的时间了吧？”波得罗夫正在阅读艇上的新型X光机的说明书。

“对，大夫同志，但我希望你不要参加，我想让你干点别的事情。高级军官开会期间，我安排了三个年轻人在操纵室和机房值勤。”

“哦？”波得罗夫瞪大了眼睛，上潜艇几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拉米乌斯微笑着说：“放心，同志，你知道，我只要20秒钟就能从会议室赶到操纵室，米列克辛同志也能在同样短的时间内赶到他的宝贝反应堆前。这些年轻军官迟早总要学会独立工作，我希望他们学得更快些。我想让你看着他们。我知道，他们都已掌握了自己岗位上的本领，但还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气质。如果由我或者鲍罗丁站在旁边，他们就发挥不出正常的工作能力。不论怎么说，这是一次医学上的判断，不是吗？”

“呵，你希望我观察一下他们怎样去尽到自己的责任。”

“是在没有高级军官在场所引起的压力的情况下。”拉米乌斯强调说。“对于年轻军官。要给他们发展的余地，但不能过分。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问题，就立即告诉我。按说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们目前正在公海上航行，附近没有过往舰只，反应堆正以最大功率运转。第一次考验年轻军官不能太难，你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在艇上来回走动，一定要密切注意这些孩子们，不时问问他们在干些什么。”

彼得罗夫听完笑了起来。“啊，明白了，也是让我学点东西吧，舰长同志？在北莫尔斯克，人们向我介绍过你。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但是，这可是我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参加政治学习。”

“从档案上看，你可以给政治局上党课，叶夫基尼。康斯但丁诺维奇。”拉米乌斯心想，档案对他的医疗能力可只字未提。

舰长向餐室走去，他那一帮军官兄弟已经等在那儿了。军官伙食管理军士在桌上放了几壶茶，一些黑面包和黄油，供军官们食用。拉米乌斯向桌子的那个角看去，血迹虽然早已擦掉，但是仍然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觉得这就是自己与那个被杀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拉米乌斯转身锁好舱门，然后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由于房间太小，放下析叠椅后人就无法站起来，所以军官们都正襟危坐，代替立正。

在海上，星期日通常是政治学习时间。一般都由普廷主持，给大家读几篇《真理报》的社论和从列宁著作里挑选的一些语录，然后进行讨沦，每个人都要谈谈自己的体会，很象教堂里举行的宗教仪式。

政治委员死后，这项工作就由舰长承担。他想，政治学习条例大概不会预料到今天议程上的讨论吧。在坐的所有军官都是他的同谋；他概述了他们的计划，但他还没有把一些细小的变化告诉他们。于是他讲到了他写的那封信。

“看来，回去是不可能了。”鲍罗丁说。

“我们对这次行动的方针都已取得一致意见，现在就要保证实行。”他们的反应没有超出他的预料——很有理智，也应该如此。这些人都是单身汉，身后没有妻子、儿女，都是共产党员，名声都不错，党费已交到了年底，党证按规定”紧贴着胸膛”。他们对苏维埃政府都深怀不满，有的甚至是满腔仇恨。

这个行动是在娜塔莉娅去世后不久开始策划的。妻子的死，使他有生以来一直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爆发出来了，其猛其烈，难以自已。他在一生中培养起来的自制能力使他能够掩饰内心的愤懑；而在一生中得到的海军训练又使他能够选择一种最有效的行动方式。

拉米乌斯在步入学校大门之前，就从别的孩子嘴里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父亲亚历山大1940年在立陶宛以及1944年当苏联从德国人手下“解放”出来之后所作所为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孩子们的父辈中广泛流传。马科曾经把一个小女孩对他说过的活告诉了亚历山大，接着她的父亲便失踪了，这使他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恐惧。这个无心的错误使马科从此打上了告密者的标记。这个罪恶的名声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惊，尽管国家教育他们告密不是犯罪，但是从此之后他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再没有告过密。

在拉米乌斯性格形成时期，他父亲一直在维尔纽斯任立陶宛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失去母亲的拉米乌斯由祖母抚养，这种情形在这个经历了四年残酷战争蹂躏的国家里非常普遍。她唯一的儿子年轻时便离家参加了列宁的赤卫军。1940年以前，她一直独自一人谨守旧俗，每天坚持参加弥撒，始终牢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