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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派恐怖主义造成了2000多万加元的损失和至少23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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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囚犯的困境

当森林克里（Wood　Cree）部落的酋长大熊听到他由于参与1885年的里尔（Riel）叛乱而被判处3年监禁时，他咆哮道：“我宁愿被绞死。”

大熊所在的马尼托巴感化院对他很纵容，监狱长甚至允许他留长发。但是，坐牢的经历还是把他毁掉了。他在1887年获释不久就死了。

在19世纪，对于许多加拿大印第安人来说，在监狱里被监禁一段时间就等于被宣告了死刑。

其中的原因来自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原住民对一些疾病的抵抗力很低。在寒冷、潮湿和透风的环境中，他们常常死于肺病。马尼托巴感化院的医生定期报告原住民囚犯中的淋巴结核和肺病。他们中的许多人虚弱得不能劳动。

1882年，感化院监察莫伊伦指出，原住民囚犯在监狱生病和死亡的情况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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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

但是，一种更敏感的精神疾病正影响着原住民囚犯。

1876年马尼托巴感化院建立的时候，原住民处于混乱之中。他们实际上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土地都到了欧洲定居者手里。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他们被成群地赶到保护区里。在那里，他们作为政府的监护对象过着一种边缘生活。从法律上和政治上讲，政府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那些虽然长得过大但是为了其自己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指导和监督的孩子一样。

当时的政府不重视印第安文化。原住民被当作是必须加拿大化、基督教化以及“文明化”的“野蛮人”。

这一活动扩展到了感化院。1877年，马尼托巴感化院学校充满了接受摒弃“迷信”的原住民。1883年，该感化院收押了11名苏族人，1这导致监狱长塞缪尔·贝德森雇佣了1名铁匠教师。当局希望爱马的原住民喜欢这一行，接受体力劳动的生活方式。

原住民似乎不感激感化院为他们所做的努力。贝德森指出，印第安人“在监禁中心力交瘁，非常怀念他们户外生活的自由。”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囚犯既不能说英语，也不能说说法语。监狱规则对他们没有意义。

1883年，两个原住民囚犯从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脱逃而被抓获。在审判中，其中一名叫米沙奇·萨姆（Mesatchee　Sam）的囚犯说，他“厌恶铁”，不喜欢住在石头房子里面。另一名叫海达·约翰尼（Hydah　Johnny）干脆说：“咳，这里工作很苦，食物很差。我厌烦了。”

原住民老是逃跑，使得感化院当局引进了一种新的抑制器械俄勒冈靴子，用以使他们的速度慢下来。这种靴子是金属框架的，重达20磅。原住民囚犯的窘境中最悲哀的一面是，他们常常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被监禁在监狱里。通常，他们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族人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而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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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司法制度

原住民有他们自己的司法制度，与欧洲人对他们实施的司法制度极为不同。原住民社会是公社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由大家共享。因为几乎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概念，所以他们不可能盗窃。

谋杀是一件由家族之间解决的私事。从理论上讲，被害人的亲属有权复仇。但是，他们常常同意接受赔偿。有时，他们甚至收养谋杀犯来替代其失去的同族被害人。

赔偿的原则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一些本血统印第安人在19世纪80年代死在马尼托巴感化院的时候，其部族与政府通过经济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19世纪，原住民犯罪率很低。1906年，感化院监察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ewart）指出，在联邦监狱系统的囚犯之中，原住民仅占％。他认为，由于“政府对作为其监护对象的原住民实施了额外的监督，原住民比一般白人更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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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与社区

在18世纪，监狱的高墙不仅仅是一道屏障，而且更是一个象征。它不是把人关在里面，也当然不是把人关在外面。一种活跃在监狱和街道之间的商业很繁荣——持续涌动着的好奇、慈善和贸易。尽管很恐怖，但是看守所是社区的一个常见特征。看守所的囚犯依然与社区保持着联系。

在19世纪，监狱和街道之间自由、容易的交往终止了。新的监狱——感化院——变成独立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