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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农村的居民逐渐向城区靠拢并在城市中找工作。随着城市经济产出的增长，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更大了，同时支持城市周边发展的技术创新也多起来。

李嘉图所提出的“比较优势”在今天仍然起作用，但是已经不能再用国家的界限来定义经济体了。相应地，超级区域已经成为新的自然经济体。它不是人为设定的，也不像民族国家或者国家的省份那样是人为的政治边界，而是创新、生产中心和消费市场聚集的产物。今天的超级区域，实质上是邻近的城市和它们的郊区的聚合，它们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单个的城市和它们的内陆区域。

1957年，经济地理学家琼？戈特曼（Jean　Gottman）首先使用了“超级都市（Megapolis）”这一术语来形容新兴的经济枢纽——波士顿—华盛顿走廊。3这一词语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很大的城市”，随后被应用到了其他几个地区：从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到圣迪亚哥的广大区域，从芝加哥到底特律再到克利夫兰最后到匹兹堡的超级大都市，以及喧嚣的日本东京—大阪地区。

1993年，日本管理专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文中提出“全球自然经济区”，或者称为“地区国家”，已经取代了民族国家，成为他著名的提法“无边界世界”中的经济单元。

地区国家有可能完全在民族国家之内，也有可能超越国界。这无所谓，这只是历史偶然形成的。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取决于它们在政治边界中的位置，而取决于它们的大小和规模是否真正是今天全球经济中的自然商业单元。在无边界的世界中，“地区国家”的边界及其与外界的联系才是最重要的。

并不是所有的大城市都能成功地按照超级城市的模式运作。例如加尔各答和德里都很大，但也很贫穷。正如大前研一所写：“或者是它们面对全球化的经济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再或者是它们没有相应的资源来实施他们的解决之道。”

大前研一的观点非常重要。人口和经济增长并不一致。这些超大型城市与超级区域有很大的不同，超级区域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有广阔的市场，强大的经济实力，大量的创新活动和高技能人才。

只通过民族国家的数据来观察财富的增长是很误导人的，因为对于经济活动在哪儿发生而言，国界并不那么重要。资金总是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人们总是涌入有机会的地方。确实，这使得全球经济更为一体化。但同时也意味着资金和人才将会集中在生产率和回报最高的地方。

国界对于文化认同不是特别重要。我们都知道，在同一个州或者省中的两个城市都会大不相同，更不用说在同一个国家中了。那些被束缚在“山谷”中的人不仅要忍受落后的经济，在文化上也变得与他们生活在超级地区的邻居们不同。这些不断加重的痛苦和显著的经济差距，更拉大了世界上“拥有者（h*es）”和“不拥有者（h*e…nots）”——城市中的“阅历丰富”的人和农村人之间的差距。

同一国界中的城市渐行渐远，而超级区域尽管在地理位置上相隔很远，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如果两个超级区域发展情况相似，不论它们的地理距离或者历史关系如何，它们都可能形成相似的社会道德准则、文化品位，甚至政治倾向。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纽约和伦敦（被一些人称为“纽伦”），甚至也发生在纽约和上海，尽管人们对此仍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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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聚越大的Superstar（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88年写道：“如果我们只考虑普通的经济因素，城市应该越离越远。”不管怎样，卢卡斯提醒了我们，土地“在城外总是比在城里要便宜”。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企业和居民没有离开城市去成本明显低很多的地方呢？卢卡斯用另一个同样简单的观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和其他人在一起，为什么要支付曼哈顿或者芝加哥闹市的高昂房租呢？”

卢卡斯的这句话强调了地点的重要性，而且深入到了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究。他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的聚集、生产率的提高、创意技能和人才的汇集。

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和超级区域是推动世界前进的真正经济单元。这些组成了人口集中、人才汇聚的地缘生产系统和市场。卢卡斯认为，这些地方有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社会经济优势，它们在创新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