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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德拉乌列也好，奥丽加·德拉乌列也好，都有可能坏事，于是决定把她们收拾掉。说干就干

斯大林亲自制造紧张空气。１９３５年中公开发表了一年前他同赫伯特·威尔斯的谈话。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行动。斯大林在这次谈话中重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问题是暴力。威尔斯问：“你们那种宣传是不是陈腐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斯大林是这样回答的：

“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紘紤矠

斯大林是多么喜欢“彻底消灭”这样的字眼啊！他在多次讲话中号召“彻底消灭”反对派、剥削阶级的残余、富农、蜕化变质分子、两面派、间谍、恐怖分子并且确实在“彻底消灭”他们。看来，他也在“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即各个代表团在知道了列宁的信的内容后所表示的愿望）还在起遏制作用时，当斯大林还清楚记得列宁的警告时，他把反对派还当作思想上的敌人。“投降分子”（悔悟者）通常很快被恢复党籍，被委以重任，还发表他们的文章。例如，１９２８年６月恢复党籍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表示，希望“党还会需要他们的经验”，——很可能就是指他们希望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报刊上不断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富农的帮凶”，他们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仍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这种容忍显然不只是值得赞扬的，这是列宁的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观点的体现。斯大林几乎从来不使用“民主”这个字眼（惟一的例外是他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但是某些人的不断“摇摆”叫他十分厌烦。对他来说，专政和民主是不相容的。

斯大林不久就认识到，关键在于把社会一直“保持”在“国内战争”状态中。人民一直十分“激动”，他们“警觉地”注视着每一个人，因此很容易被人控制和操纵。这位独裁者在他去世以前依靠他周围一班人采用各种办法使整个社会在阶级关系上即在政治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甚至斯大林对基洛夫的“喜欢”（事实证明他确实喜欢过他），看来也没有阻止总书记不下手清除这位最受人欢迎的人，他的潜在的对手。当需要在起码的正派作风和“妨碍”他的权力的一切之间作出选择时，猜疑、残酷、权力欲总是在斯大林身上占了上风。基洛夫被害成了在国内采取更加严厉的政治方针的良好借口。他不能忘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有１／４的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而这样的人在全国有多少呢？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料到，在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１２２５名代表中，竟有１１０８人不久就被捕，其中多数人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在这次大会选出的１３９个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９８人被捕并被处决。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重建在经济上遭到破坏的国家、实现从木犁走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性飞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这是在有意识地消灭老的“列宁的近卫军”。他们知道的情况太多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不了解他的“早期”活动即他过去的底细的较年轻一代的忘我的执行者、工作者。

１９３５年中，斯大林支持取缔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建议，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这两个组织的档案被以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组成的委员会接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３０年代末那些无法无天的可怕年代被指控远在２５年前犯下的“罪行”这里是不是利用了被没收的档案呢？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4）

当时正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步步高升的。１９３５年中，联共（布）中央党的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贝利亚的“著作”《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这本小书用纸精美，硬封精装（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书中一半是斯大林的语录和对“领袖”的胡吹乱捧。但我要指出的主要一点是，在贝利亚的“著作”中有对两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叶努基泽和奥拉赫拉什维利的直接的政治告密。尽管前一位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私交甚笃的老朋友，可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一贯相信告密。对此贝利亚很快就心领神会了。诚然，奥拉赫拉什维利曾试图提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