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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话，不过为时已晚，他说：“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但是，大会代表们只把这一声明视为派别活动分子的又一次进攻。这两位政治家想要改变以前他们违背列宁的意愿而把斯大林保留在总书记职位上所做的一切，可惜已经办不到了。而且别的人谁也办不到。普卢塔克谈起马其顿王时曾发出感叹：如果我们认为亚历山大获得政权是命运的赐予，那就错了。我们也可以发出同样的感叹。有人帮助斯大林掌握权力。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且违背了列宁的意志。

在这种条件下，在过去的争论中遭到了惨败的托洛茨基企图“保住面子”，暂时采取了有弹性的立场。他在“十三大”的发言被季诺维也夫称为“议会式的”发言而不是“代表大会式的”发言。在他看来，托洛茨基不是在对代表而是在对党说话，并且企图“说完全不是他心里想的话”。的确，托洛茨基的发言非同寻常。发言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党的机关的官僚化。为了能说服人，他援引了列宁、布哈林的话，以一个革新者、一个维护党的革命传统的战士的姿态向中央的领导发起进攻。托洛茨基断言：“群众思考问题比党慢。”为了保持党的“迅速而正确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必须祛除像党的机关的官僚制度这样的小病痛。但是，托洛茨基把矛头对准官僚主义，原来是另有目的：托洛茨基说，正是官僚制度滋生派别活动。可见，官僚制度证明对党的司令部发动思想进攻和政治进攻是对的。换句话说，他强加于党的争论原来是对中央、省委、党的各级梯队中的官僚制度的一种回答。这种见解有一定的合理的内核。但是托洛茨基关心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党。托洛茨基依然故我：他需要有民主战士的外衣作为在口头上粉饰自己的手段，以便为他对中央方针的攻击进行辩护。虽然在党内人们没有忘记，正是他曾经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畸形现象的“兵营共产主义”方法的倡导者之一。

可以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发展列宁的民主化思想的事业中就已经踏步不前了。这就埋下了后来许多悲剧的根源。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没有执行列宁最后一次表达的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的意志。中央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对斯大林的同情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让步，使党后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说句公道话，可能许多中央委员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撤换斯大林，无意中会造成印象似乎托洛茨基是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不用１０月（１９２３年）挑衅使自己名声扫地的话，说不定他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但是，选择托洛茨基不会使列宁的多数战友满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也是靠了托洛茨基的“帮助”才保住了他的总书记的职位。

列宁只是奠定了国家和党的建设的民主基础，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加以发展。我们只举民主的一个方面为例：领导工作人员的更替。要知道，如果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但是用党章规定的期限限制他的任期，那么后来那种个人迷信的反常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维多利亚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或者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在位几十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是君主！但是，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首脑，事实上没受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的限制，这就不可能不导致变形。不可能！在列宁向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必须革新党的领导机关，划分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的职能。民主的最初幼芽没有得到照料，逐渐被教条主义、官僚制度、机械的行政管理办法的更加茁壮的嫩芽完全闷死了。后来出现对“伟大领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

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夺党的权力的外部征兆。恰好相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打出的口号是集体同他那种波拿巴式的作风即独裁作风、同他那种一人独占领袖地位和满足特大野心的奢望进行斗争。托洛茨基继续利用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捞取的政治资本，而没有觉察到这点“资本”正在急剧减少，斯大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妄想在领导机关中起特殊作用时，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选择方案——“集体领导”。诚然，这种领导逐渐朝着有利于总书记本身的方向变化。斯大林已经为自己拟定了逐渐改变党的领导核心的计划。他应该从领导机关中加以清除的第一个人当然是托洛茨基。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变的发展。因此，“十三大”以后，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没有变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个席位。新参加政治局的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