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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只要他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更换总书记的建议，并且像往常一样把道理讲透，就能解决问题。列宁认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不合适，但是托洛茨基作为候选人看来同样不合适。两个“杰出的领袖”都不应该登上巨大的俄国舰船的指挥桥楼。

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是复杂的。斯大林起初甚至从内心赞赏这位“政论家”，但是后来很快就认识到，托洛茨基的“形式”还不能反映他的领袖至上主义内容的最深处的东西。斯大林可能比别人（当然，不算列宁）更早地感觉到、认识到，托洛茨基居然想当领袖的继承人。斯大林内心对托洛茨基所抱的恶感逐渐增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精心掩盖起来的仇恨。私下里，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敌人称为“冒险主义者”、“骗子手”——这里他把列宁谈到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时所用的“进行诈骗”这个说法变了一下。斯大林的记忆力很强，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错误、摇摆、跳槽、冒险串起来，成为他后来的论据，供他揭发、批判、谴责他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左的“革命”词句；他记得托洛茨基由于几个军事专家的叛变怎样下令枪毙东方战线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于列宁的干预才防止了这场悲剧）；他记得托洛茨基关于派一个骑兵军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荒谬建议；他记得托洛茨基的“布谷鸟”决心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政权的覆灭

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坐着专列，由一列或两列装甲火车满载“无产阶级领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轻人护送，去巡视各条战线，那派头直到现在还使斯大林感到愤慨。总书记，而且不仅是他，还不喜欢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后不久就在身边弄了一大帮助手和秘书。格拉兹缅、布托夫、谢尔穆克斯、波兹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实仆从”帮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献资料，处理来往信件，为数不清的文章和讲话准备提纲和材料，还常常给他提供创作动机。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让我们预先看到了２０世纪末一些政治活动家身边的秀才班子的作用——这些政治活动家如果没有这个班子，常常简直就寸步难行。

总书记坚定地认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转向和平轨道的最初年代，托洛茨基在考虑俄国的许多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想着自己如何向上爬、谋取私利和追逐权势，而不考虑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全部复杂性。不久，他们的关系就成了一种非常不友好的关系。顺便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同斯大林的关系不好。由于他总是让人感到自己比别人“强”，实际上他在领导层就从来没有亲近的拥护者。甚至后来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短暂的联盟也是在毫无原则的反斯大林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但是应当直率地说，托洛茨基大大低估了斯大林这个“杰出的庸才”——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６年被开除出政治局以后公开地这样说斯大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在内心就认为自己完全有义务不容许托洛茨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由于托洛茨基在他的拥护者所挑起的争论中遭到了失败，不管代表大会会就列宁的《信》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托洛茨基成功的希望明显地减少了。斯大林确信，如果托洛茨基掌握了党的领导权，革命成果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后来他在小范围内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一点（也许是为自己辩解）。

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的意志和他机敏的才智估计不足，而且又以自己无休止的攻击、争论、论战文章无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为斯大林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成了列宁遗产的捍卫者和党的统一的维护者。托洛茨基越是频繁地“冲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厉害。这里问题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于当时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托洛茨基在攻击党的路线。实质上是托洛茨基自己帮助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党员们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向右或向左“摇摆过”，而是表现了“灵活性”（有时使用了巧妙的计谋），在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依靠了自己后来的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１９２４年１月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体苏维埃人来说，将永远是哀痛之极而令人心碎的月份。１月１９日，加里宁还向政治局报告说，负责治疗和照料列宁健康的医生们表现了一定的乐观情绪，认为列宁有可能逐渐恢复政治活动。他能走动了，能听人念材料了，显露了一线希望但是，全部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

在一个处于半破坏状态的国家，谁需要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导呢？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