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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和控诉，正象俚曲中的“哭皇天”，只要“皇天”一睁眼，就会天下太平、史治清明、五谷丰登了，他的穷苦生活就有改变的希望了，至少可以变成稍微富裕的小康，不必为毕家老爷坐馆当“西宾”了。蒲松龄只能走到这一步，再往前就迈不开步了，需要接力的人。

十八世纪的小说家曹雪芹踏上了蒲松龄开辟的路，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问题。蒲松龄眼下的“盛世”，到了曹雪芹的眼下就成了“末世”，因此他不去“哭皇天”，认为天也有缺陷，需要补。但是，补天的石头还有一块没用完就补上了“天洞”，结果呢，仍然不是好天，天下依然是“美中不足今方信”，怎么办？干脆等它塌了吧，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走到这里也止步了。这是“最后的问题”，他以后的小说家回答不了，只好由历史来回答了。

科举制度毒害了知识分子几百年，小说史上有谁提出来反对过？相反的是在小说戏剧中充满着状元发迹的故事。蒲松龄第一个提出来了，揭露了考场的种种黑暗弊端。但是，他还没触及制度，只认为考场之弊误了人才，革除此弊，有的即可得中，他自己就老想得中。他这种想法也是矛盾的，因为即使公正地得中的人，也并非真才。吴敬梓比蒲松龄前进了一步，在《儒林外史》的一开头，就说这个制度定的不行，使知识分子连行为出处都不顾了，所以他笔下淋漓尽致的揭示了科举制造出的假名士的丑态。吴敬梓也有才，但他看破了，无意于功名，洒脱得开，所以走得远。曹雪芹就比他走得更远，认为凡热衷于此道者，皆为“国赋禄鬼之流”，大有悬崖撒手的气魄，彻底看穿了连制造科举制度的那个社会也没出路，有才者又何所用？蒲松龄只能创造出灰心了的形象，吴、曹则创造出了摆脱此牢笼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制度，是志同道合的挑战者。

再如，蒲松龄观察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可是他一旦想找解决的办法就陷入窘境，连多妻制也想来调和，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他当然也有更理想的人物，但那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以花妖鬼狐的形象出现。吴敬梓则不仅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还敢写杜少卿拉着老相好的手游山玩水，放达多了。他自己的行为也狂放不羁，比蒲松龄更少受约束。曹雪芹不仅在理论上大胆地向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挑战，歌颂女子比男子钟灵毓秀，而且更创造出了现实生活中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男女青年的典型形象。封建礼教帷幕被他们逐渐撕破了。

仅从这几个方面，就能看出几位小说家是沿着一条路走过来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的出现，是由明朝的几部白话长篇小说为代表，那么，第二个高峰就是由清初文言的《聊斋志异》和白话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表现出来的。文白在思想上合流，把古代小说推向了最后的更高的新阶段。

四

《聊斋志异》使用的是文言，这对于它的传播和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但它在社会上居然广泛流传开来，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关键在于它是成功的小说，创造出了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了历史所提出的新问题、新动向、新趋势，从而在读者的思想感情里引起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才能进一步影响到美术、戏剧、曲艺的再创造，甚至在近代还产生了专说《聊斋》的评书名家。这又进一步间接地帮助《聊斋志异》在社会上继续扩大影响，使之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书，变成海外许多国家争赏的短篇名著。因此，用《聊斋志异》的文言比古文的语言更浅近明畅的说法以解释其影响面广，是不够的。因为，它以前以后还有一些白话小说，语言是更好懂的，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赶不上《聊斋志异》，有的甚至早就被人忘记了，可见语言的文白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

辩明这一问题，目的是把《聊斋志异》与“聊斋风”式的作品区别开来，后者曾长期被看作同前者是一个流派，这是很不恰切的。

继《聊斋志异》之后，又出现了《新齐谐》、《谐铎》、《夜谭随录》等一批笔记小说。有的仅笔法仿《聊斋》而杂记方物，既不敢触及社会问题，又写不出动人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无愤激之情，有闲暇之致，“戏编”文字以自赏，与人民的疾苦不相干，从精神上同《聊斋志异》是背离的，甚至是对立的，怎么能算作一个流派呢？

稍可同《聊斋志异》抗衡者，是乾嘉时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并欲取而代之。纪晓岚是总编《四库全书》的大学者，可是一比较蒲松龄，他就现出才短了。“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