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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这就不得不让人提出“中国：需要更成熟”这个可能会招致公愤的问题。

不错，数千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十几亿中国人民勤劳善良。但这一切似乎都与成熟与否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岁月会催人白头，也会催人老成，甚至催人世故，但催人成熟却不是必然。如果以为世故就是成熟，那无异于将庸俗当成了幽默；如果以为沧桑会必然导致成熟，那无异于是说：只要将牢底坐穿，走出来的个个都是圣人。

所谓的成熟是有一些标准的，走向成熟也是需要一些前提的。

成熟的标准千千万万，但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那就是理性。所谓理性，无非是两个特征，一是摆脱情绪，二是直达核心。

有了理性，另外一些能力也将慢慢随之而来，比如思维的穿透能力，比如批判审视的能力，比如多元辩论（而非吵架或谩骂）的能力；有了理性，另外一些意愿也将慢慢生长起来，比如妥协、协商的意愿，比如遵守规则的意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国民教育和儿童教育是一样的。一个儿童，若学会了上面的那些元素，即便暂时成绩差一点，会的乐器少一点，都无伤大雅，他（她）最后基本上是个可塑之才；反之，即便是少年天才，也依然让人感到未来的不确定、不稳健和不可靠。

走向成熟的前提也有很多，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条：一是悟性，二是学习。悟性是先天的，学习则是后天的。注意，这里说的学习，不是学习专业知识，而是理性能力的学习与培养。有人埋头学习，悟性不足，最后还是一事无成；有人悟性很强，但缺少的是如同“临门一脚”的理性精神的学习和培养。中国和中国人，大抵属于后者。

中国人的聪明和悟性毋庸讳言，不然我们不可能在短短三十几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历经磨难而依然不倒。但我们缺少的往往就是这最后的“临门一脚”，亦即理性精神的学习和培养。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临门一脚”的缺失，它往往使我们在很多的重要关头无法深入，功亏一篑。清末新政，我们功亏一篑，不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将会改写；辛亥革命，我们功亏一篑，不然二十世纪的血雨腥风将可避免；如今，中国的改革又到了十字路口，各派争执不休，我们是否又要功亏一篑，让后人再写一本《2012年的中国在干什么》。

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中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某种不成熟。这种缺失，就像足球场上那个“可恶”的守门员，将中国人的聪颖放进了球门，而将成熟永远挡在了门外。因此，世界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非常聪明，但某种程度上又不甚成熟的中国人。

聪颖和不成熟，就这样浑然合一地“缝合”在我们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深处，不但让世界困惑，同时也让我们自己时常感到迷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到底什么才能让我们真正满足和快乐。

读到这里，你也许已经开始沉思，也许你比之前更加愤怒，恨不得拿刀杀了我。既然这样，我还是赶紧收笔，让大家一章一章地往下读吧……

第一章　中国的战略反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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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日，香港国际机场，一个已经有些凉意的秋天下午。

我终于决定放下手中正在进行和筹备的不少节目，接受日本外务省的邀请，赴日本考察、调研一个星期，焦点是地区战略格局。

也许是这几年工作越来越繁忙的缘故，一个星期的外出调研，对我而言几乎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呼吸着香港机场略显浑浊的空气，我忽然想起美国前著名主持人拉里？金的一个抱怨：自从接手了《拉里？金直播》王牌节目后，他25年来没有度过一次超过一周的假期；即便是在度假期间，他每天也都要阅读至少十份报纸。

今天的电视人，没有人不想有拉里？金那样的成就，但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达到他那样的成就和高度。既然这样，我们大概都没有资格抱怨工作的繁忙。更何况，调研作为电视评论人充电的一种方式，本身就是十分需要的。

导致我决定外出充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2012年元月开始，除了原有的《震海听风录》外，我还将主持新开播的《寰宇大战略》，其焦点正是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格局。这几年，在工作上我去欧洲、美国和东南亚比较多，对于近在咫尺而又异常敏感的日本，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