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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擅长山地战，虽对湘鄂赣交界一带的山地地形不熟悉，但作战中却常能避实就虚，攻击得法；惯用欺骗手段，常声东击西，迷惑国民党军队等等。

不过，就整体情况而言，日军在战术上却有一个其无法克服的弊端。日军在作战时，基本上是分散使用兵力，以大队为战术单位。进攻时，几个甚至1个大队便可对某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合击。这样一来，其作战线必然板结不牢，薄弱点比比皆是。而处于内线的国民党军队，随时都可跳到外线去，任其作战计划再周详，也终难免兜空，从而就造成一种包围多歼灭少，击溃多俘获少的现象。防守时，日军通常以1个大队防守数处据点，往往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若非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弱及协同不佳等失误，只怕小股日军没有多少能逃脱被全歼的命运。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是由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日本以少兵临大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战场幅员辽阔，日军兵力单薄；同时，日军对其战斗力也颇为自负，1个大队便敢进攻国民党军队1个师甚至更多的兵力，由此也就注定了其战术上的上述弱点。对此，日军也常常感到苦恼。如其在1939年8月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栏外有如下记述：“秘密：……（二）最近敌军逃跑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很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敌情乃所谓从对峙状态到发起攻势，须在最短时间内一举突破敌第一线，进入预定目标。此点第一线各兵团在编制、装备、战术上都须特别注意……”日军指挥机关虽绞尽脑汁，但终无法克服其自身的上述弱点。当然，就某次具体的战斗而言，日军也有集中相对优势兵力的时候，但从全局来看，日军大多数作战都是以少击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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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3）

对于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第9战区指挥机关似乎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但只是从消极方面利用——逃跑。而若能从积极方面利用，拈手便可抓到战机。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上村支队4个大队孤军深入，当其于9月23日在营田登陆时，日军主力还在新墙河一线。直到27日，上村支队才与其主力取得联系。在这4天时间里，第9战区的指挥机关如能集中兵力围攻该支队，完全有机会解除第15集团军左翼的威胁。而事实上是，第9战区一接到营田失守的消息后，马上令第15集团军后撤。这样的例子在长沙会战中举不胜举。这也是由保存实力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四、关于双方的战斗力

在战斗力方面，不需多说，日军显然要优于国民党军队。对此，日军也很自负。如其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总结中曾这样写道：“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中国军队以1个大队，可以和敌军1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我方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在随后进行的两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在考虑作战所需投入的兵力数量时虽不再以1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1个师来计算，但顶多也只用2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队1个师来计算，由此也可看出日军的自负程度。

后来，日军对其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仍能确保各阵地的据点，但“无充分转向攻势的余力”；国民党军1个师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则能抽调转用兵力，随时粉碎敌的攻势”；当日军1个大队据守阵地时，只要各个据点阵地未被国民党军炮兵等破坏，“虽受到绝对优势兵力的攻击，也可确保相当时间”。虽然这种比较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上反映出了长沙会战中双方战斗力的差距。例如，日军在退却过程中，其小股部队虽常遭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但其多数最后仍能在空军或增援部队的救助下逃脱，从而使得国民党军队通常二三个师或更多的兵力也无法将1个大队甚至更小股的日军全部歼灭。

日军战斗力强，除了其自身的装备优于国民党军队外，其战斗素质总体上也高于国民党军队。这与其平时的教育、训练密不可分。特别是日本所谓的不成功即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作战中对维系其战斗力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全部战死或宁愿自杀也绝不投降，这样的场面在长沙会战中也多有体现。

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不如日军，有多方面的因素。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教育训练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第9战区当时有不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