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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9月，清廷被迫公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预备之期为九年。该大纲为宪政编查馆草拟，可疑之处如下：

日期：九年，因有变化，实为渺不可期，缓兵之计，既可为空头支票，又可有多种解释权。

主笔人物：皇族，出洋考察的首席，载泽主谋，具体为留日学生。

取法：日本而非欧美，全部抄自日本宪法。

要点：扩大君权而非削弱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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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揭穿乌龙

1908年4月20日，因此前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本日赐颁四品京堂衔，主持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奏定*结社律。6月，荐举吏部主事劳乃宣。因学问淹通，心术纯正，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选派为资政院议员。8月，资政院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奏定资政院章程。

到了10月份，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奏遵拟《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

1908年6月8日，袁世凯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议，讨论国会利弊问题，杨当场回答政府诸公质询数十条，演说达五个小时。

在此他表示，议院非民选不可，如当局不同意，给他官做他也要坚辞，为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稍后，他又提出说帖，表示国会建立起来后，“皇上仍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并可“巩固皇室”。

以后数月，以开国会事陈说巨公大族间，不得要领。1910年的秋间，资政院正式开院，清廷将预备立宪的时间缩短为七年。杨度驳斥国会不能过速的言论，认为“内阁随时可以成立”，宪法亦非难以拟订。他又专折入奏，请赦免梁启超，起用人才。

到了1911年1月，御史胡思敬就他奏保梁启超事，再次递折弹劾，说“梁启超既用，则康有为必返，三凶合谋，祸且不测……该逆杨度，实今日罪魁祸首，宜必有以处之”。

可见其阻力之大，不仅在皇族。

1908年，清廷筹备已久的《钦定宪法大纲》终于掖掖藏藏扭捏出台，同时下诏称，次年在各省开咨议局。这是慈禧在垂亡之际玩弄预备立宪的最后一招；主张立宪的官僚以为参政有望，顿时神气起来。其实这个立宪大纲，缺少现实操作性和道义原则。他们的政改框架来自于日本，格调不高，况且一再打折。章太炎为此撰写了《代议然否论》一文加以驳斥，重申*共和，实现民选总统，司法独立，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针对清廷粗制滥造的“宪法大纲”，章太炎撰写《虏宪疾废六条》一文作为《代议然否论》的附文，论述了清廷君主立宪的荒诞性，其深刻程度远超当时鼓吹立宪的人，对寄望于清廷，鼓吹君主立宪的御用文奴，葆有深刻启示作用。

章太炎深刻指出，清廷拟订的“宪法”，从其根本宗旨而言，既不是伸民权于百姓，也非救中国于水火，而是以保存宗室，保障清廷皇帝的权力为第一要务。清廷“宪法”到处剽窃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又把其奸诈、险恶的用心刻意隐藏，尽管如此，仍然自相矛盾、错谬百出，其弱智与病态、凶残与狡诈于此可见！

即使没有孙、黄、章、陶……这些坚定的革命道路的推行者，改良派自身也最终会分蘖出革命分子。梁启超的很多言论，就比胡汉民的某些言论还要猛烈得多，而毕永年等人则是从改良派中走出，不再回头。

只有康有为是个成品，一个不可更改的成品。他必然是、必须是、必定是一个幕僚，像皮影戏的操盘手，从光绪帝，直到张作霖、吴佩孚、张勋，越来越退而求其次。他没有上演过一出成功的皮影戏，投出一如意中所欲出的影像，反而自己变成一具可有可无的影子，从登高一呼，万众仰慕，到栖栖惶惶，被人讨厌不置。

他拼命抓住的绳子的那一端却空无一物。

改良派的文章与《民报》的文章之不同点是，前者没有从根底上揭露清廷，因为这事儿别人已经干了，它没有必要再干，它只讲怎样建设国家。《民报》的文章则是立足于揭露清廷统治的非法，从而唤起民众。这种系统揭露清廷及其祖宗的文章以前没有过，文气不酸腐，初等文化以上大致都读得懂，这正是它的启蒙价值所在，也是它得以广泛传播并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在清廷看来，他们都是把朝廷往绝路上逼迫。前者系软性进攻，后者则是硬性突击。他们以为，立宪派把好听的话说给朝廷听，那是不得已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