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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体外交人员发生了争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们报告那些有利于延安而不利于重庆的情况。

魏德迈也与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产生了不和，戴维斯是他从史迪成手下留下的人。但是对这位顾问的建议，魏德迈还不至于像赫尔利对其部下那样恼火。然而，当魏德迈和别人一样，发现无法使中国的两党走到一起时，他所受到的挫折并不亚于赫尔利。

委员长对这两个人的任命十分高兴。赫尔利将军刚就任大使时就向国务院和他在重庆见到的所有人士讲明了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五个目标：

一、防止国民政府垮台。

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调和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

四、发展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并没有马上认识到其中的第五个目标是与前面三个目标相互矛盾的。

他很快就尝到了苦头。他最初那种过分的自信，一部分是由于他乐观的天性造成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来华途中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进行了交谈，俄国人曾向他保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兴趣，并希望与重庆改善关系。

在赫尔利试图使国共两党合并军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以后，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又作了一次更大的努力。那是在1944年11月，当时他飞抵延安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怀着马到成功的得意心情，他于11月10日带着一项五点建议飞回了重庆，这项建议主要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当他得知蒋介石对这样一个要剥夺国民党独揽大权的资格的计划毫无兴趣时，他十分狼狈。

11月22日，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并将共军并入国民党军队。但这项建议没有同意联合，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起初接受了蒋介石的反建议，但是12月8日他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又改变了态度，认为这些建议无法接受。在28日从延安发来的电报中，他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撤走包围共产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废除一切压迫性的规定，停止秘密警察的一切活动。

这种突然的转变使赫尔利感到又着急又失望，尽管委员长并没有这种感觉。不久，赫尔利就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在战时的前身）已秘密提出向25000名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全部装备，以便在华北日军的后方开展破坏活动，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与国民党谈判了。

当赫尔利和魏德迈发现了他们背后发生的这些情况之后，便明确地向共产党表示，美国政府不会牺牲重庆来和他们打交道。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回到国民党的首都，准备参加另一轮会谈。

要使国共双方消除分歧，看来没有捷径可走。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了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要求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再来谈联合。

由于周恩来没有让步的表示，蒋介石便宣布他将在5月4日召集一次会议，开始按孙中山的遗嘱起草宪法，以废除一党专制，建立宪政。

由于担心共产党会被排除在这一重大行动之外，周恩来又作出了和解的姿态。2月3日，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取代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宪政开辟道路，同时为统一军队制定一个共同的方案和计划，并决定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的参政方式。

就在此刻，在数千英里之外的苏联克里米亚，正在开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会议。这是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它将决定战后世界的格局。会议2月4日于雅尔塔召开，一周以后结束。

这时的罗斯福总统已精疲力尽，形容枯槁，的确到了行将就木的地步，就这样，他在协约上把中国的领土主权交给了斯大林，并把东欧也交给了他。而邱吉尔则无能为力地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

在这些整整过了一年才公开的秘密条款中，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参加对日作战。

作为回报，苏联将得到千岛群岛，霸占外蒙古、南萨哈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并控制东北的港口和铁路设施。

按道理，涉及到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应征求蒋介石的同意，但是，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一切都包办了。

斯大林耍的一个主要手腕，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