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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自足的实体，有意对社会封闭。像孤立的营地一样，许多新监狱都被单独建在遥远的和不能抵达的地区。监狱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和不可渗入的世界。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感化院产生了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氛围，公众开始觉得其中的囚犯们似乎奇怪和危险。

在许多监狱，只有神职人员才被允许访问监狱。在金斯敦感化院，“优等阶层”的人们付费之后可以盯着囚犯们看。1901年，时任监狱长J。　M。　普拉特（J。　M。　Platt）抗议他的感化院不是“动物园或动物展览会”。此后，这种游览便被取消了。

到20世纪20年代，监狱被紧紧地封闭起来。看守们发誓保守秘密，所有通信都经过严格审查。如果允许囚犯们拥有报纸，他们就会意识到加拿大公众关心的事情。对这些事情，他们不用看，也不用想。只有少数囚犯援助工作者了解或者关心针对囚犯们发生的事情。

1932年，监狱爆发了一系列暴动。监狱因此首次上了报纸的头版。1938年加拿大政府阿香博委员会的报告暴露了许多监狱滥用职权之事，激起了更大的改革热情。矫正当局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对公众舆论负有责任。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监狱相对平静，管理者们追求一种渐进式自由化政策。当局允许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到监狱检查，但是他们的评价不足于令通俗新闻兴奋。

在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一些囚犯求助于暴力行为——暴动和劫持人质——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为了反驳动人的无据新闻报道，加拿大矫正当局不得不扩大了他们的公共关系计划。在80年代，加拿大矫正局正通过扩大公共关系计划和邀请公众参加公民顾问委员会和许多其他志愿者计划来整合力量增强公众对矫正计划的意识和理解。

公众心目中已经确立的陈旧观念妨碍矫正当局各项教育努力。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动人的事件上，但是绝大多数囚犯服完刑之后都要回到虚拟匿名的社区中去。一旦理解了这一点，社区就会在矫正过程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途之家：监狱之后的生活？

当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3在囚船上被关押19年之后获得释放时，他发现自己无法生存。没有人向他提供食物和栖身之地，甚至当地监狱也不要他。

冉阿让的困境是18世纪和19世纪刑满释放的罪犯所要忍耐的普遍不幸。许多刑满释放的罪犯不得不重新犯罪来求得生存。

在19世纪的加拿大，新释放的囚犯从监狱当局获得一套标准的便服、少量的现金和一张回家的车票。他们在看守的陪护之下上火车或轮船：他们在启程的汽笛响起之前还不能真正获得自由。

1910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J．M．普拉特说：“因此，当局通过铜钮扣而不是铜管乐队，将刑满释放囚犯的离监向他希望在其中成家立业的世界和社区做了广告。他在旅途中行进时不断受到张望、指指点点，或许还受到嘲笑和愚弄，直到他抵达目的地为止。”

无论囚犯们到了哪里，他们的服装都会泄露其身份。1876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约翰·克赖顿指出：“一套免费的制服正好像贴在穿着者后背上的一个表明下列信息的标签：刚从感化院出来。”

如果他们运气不错，找到一份工作，就必须把自己的过去隐瞒起来。1879年，时任加拿大感化院监察的J．G．莫伊兰形容警察队刑满释放囚犯的监督“比监狱还残忍。”就像无情的贾沃特（Javert）监察追踪不幸的冉阿让一样，刑满释放的囚犯都生活在对被警察暴露身份的担心之中。

冉阿让和数以千计现实的刑满释放囚犯所需要的是一个中途之家。在一个不宽容的世界里，这种新机构变成他们的希望绿洲。

北美第一座正式的中途之家是纽约市的艾萨克·T．胡珀（Isaac　T．Hopper）之家。这是1845年由教友派信徒建造的。尽管社区的反对声浪很高，到19世纪后半叶建成了更多的中途之家。美洲监狱协会甚至也反对建造中途之家。在19世纪90年代，美洲监狱协会声称中途之家会制造“一个永久的不受欢迎的公民阶层。”

在加拿大，像天主教堂和救世军之类的宗教团体最先向刑满释放的囚犯提供宿舍和庇护的车间。第一个真正家庭式的中途之家是1954年在多伦多建成的英国国教贝弗利旅馆（Anglican　Beverley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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