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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是《文艺》，沈从文等主编，多登创作，经常写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冰心、老舍、沈从文等。这个副刊，也是他很喜欢读的。

他读的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文艺性刊物，也有《东方杂志》、《新中华》、《读书杂志》、《中学生》等综合性杂志。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和兴趣。此外，他也读《申报月刊》和《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

以上便是孙犁在中学时期的读书状况。人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我国出版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书刊潮水般涌向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还有乡镇），选择着那些头脑敏感的青年。就孙犁来说，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的课外读书活动，惟其如此，也就更可以看出他的选择性，——在时代的作用下，书和读者从来都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因此，孙犁这样总结着他在育德中学时的读书生活：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①这样，很快就把他先前爱好的那些南唐词、《西厢记》“冲扫得干干净净”。虽是“生吞活剥”，他也觉得还是那些社会科学著作，能够给他解决一些当前现实中令他苦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啃”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大著作——如《费尔巴哈论》等时，要用蝇头小楷，记下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了，而这时，他还只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高中学生。

早熟

育德中学有一个铅印刊物，名称就叫《育德月刊》，它的文艺栏经常刊登学生的习作。孙犁的作品变成铅字，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关于这层文字因缘，还得提起他当时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

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有袖珍月历那样大，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的新派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

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规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①他在那上面究竟登了些什么呢？据他在1980年秋天答《文艺报》记者问时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刊》上，时间大概是1929年。那确实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也是写她的不幸的。”②

这些作品多已散佚，读者不容易看到了。令人高兴的是，前几年居然由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青年教师傅桂禄，从茫茫书海中找到了两篇。为使读者一饱眼福，略做介绍如下：

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孝吗？》，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它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青年秋影，要领导一次群众示威，但是恰逢慈母病卧不起，危在旦夕。面对家、国矛盾，秋影未免临事踯躅，举棋不定。正在这时，这位深晓大义的母亲，却忍受病痛，勉励爱子以全国同胞的生死为重，去领导这次示威，否则，那就真正陷于“不孝”了。秋影闻此，自然痛苦非常。不料老人一语才罢，竟自含笑而逝，秋影也满怀激愤，“拿起手枪，走到战场”。另一篇的题目是《弃儿》，载同卷《育德月刊》九、十两期。它写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某村外的一个苇坑内聚集着一大群男女，正在看一个被抛弃的冻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