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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创办国内大学的思想十分强烈，达到不发不快的地步，多次与人探讨。1915年1月，他同竺可桢等人谈话，呼吁“设国立大学以救今日国中学者无求高等学问之地之失”。同年2月20日，他在与英文教师亚丹的谈话中再一次感受到国家建设大学的重要、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第二天，他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从此，青年胡适立下了终身从事教育以救国家的志向。1916年1月25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不能亡之）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并说：“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救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望而已矣。”

在1917年2月毕业前夕，通过越洋通信，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携手，高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民国初年这场史无前例的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高潮。在此后的80年里，“胡适”这个名字一直像一颗耀眼的巨星，闪烁于大陆、港台及海外的星空上。尽管由于种种政治的或其他原因，当时与后来人们对胡适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平心而论，他无愧为中国新文学开山鼻祖之一。

1917年回国后，胡适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积极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呼唤民主和科学，大力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因为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夜成名，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他所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可谓新文学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8项内容：“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称胡适的这篇文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1918年，他在《建设新文学革命论》中，又把所谓“八不主义”总结为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经胡适的提出及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的运用迅速推广，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书面表述上的支配地位，也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纪元。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并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及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精品。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理论上做了有积极意义的探讨，而且还身体力行，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如下面这两首作品，打破了传统的诗词格律，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内容也表达了颠覆传统、反对封建、倡导民主主义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像一股扑面春风，给诗歌天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2。怕老婆的“假博士”——胡适（3）

窗上有所见口占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