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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礼，他都脱帽鞠躬。

1月9日，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项要求，即“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明确指出，大学是研究学问、求学的机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求学生不仅要树立正大的宗旨，而且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依他们学问的好坏有无，而不是看他们地位高低、家庭贫富和来头大小。这些观点，都是北大学生前所未闻，也与他们的习惯观念迥异，使学生倍觉新鲜。

1917年是北大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也是北大建立20周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校庆纪念。这次校庆，与其说是感念过去，毋宁说是庆祝新生。当时文科教授、词人吴梅曾作一首纪念歌，反映这一特殊时段的历史意蕴。其歌曰：“域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正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信任和期望，以及北大人对未来的信心。

蔡元培自1917年进入北大至1927年底脱离北大，共有10年多的时间。这10年是北大历史上生机勃勃、辉煌灿烂的10年。蔡元培的名字同北京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精神和业绩已深深嵌入了北大的历史，当然还有中国的教育史和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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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拘一格揽人才

蔡元培入主之前的北大，可以说就像一个得了破伤风的襁褓婴儿，又正因为年幼，免疫力、抵抗力都很差，得了重病再找不到良医，那真是命悬一线，岌岌可危。蔡元培就像一位经验丰富又极有责任心的名医，经过认真的望闻问切，很快就找到了病根和医治的办法。他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一句话，为青年寻找可以依赖的能够引导他们做人和治学的导师，乃是北大的当务之急。

蔡元培首先找到的是陈独秀。1917年1月13日，到北大仅仅9天的蔡元培，就聘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早年北大，是以文科为强项的，而文科中恰恰守旧的人物又不少，是北大革新的障碍。因此蔡元培首先寻找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而陈独秀正是当时不二之选。

继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先后又请来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钊、鲁迅等。这些人加上北大原有的革新派沈尹默等，围绕在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周围，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便势在必然了。

说起新派人物对北大改革的贡献，最大者当推陈独秀。其次是胡适，尽管胡适的名气比陈独秀在当时要大得多。身处其中的梁漱溟先生对此曾有切实的评价，他说：“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而且，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藉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

除陈、胡两位之外，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鲁迅、高一涵等人，亦是各有神通，各有绝招。所有这些人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蔡元培未必能做。但如果没有蔡元培，他们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尤其是没有蔡元培的处处支持爱护，他们也难以发挥那么大的能量，单从蔡元培对陈独秀的信任和爱护就可看出。陈独秀才思敏捷，办事果敢，能打开局面，是北大革新的得力干将。蔡元培对陈独秀也极为器重，甚至对陈独秀的一些毛病也并不求全责备。梁漱溟后来曾说：“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猛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细行不检，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