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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会谈的地点是在上海闸北的东体会路7号的一所“六三花园”，1938年，该所房屋成了土肥原特务机关的所在地，并改名为“重光堂”。因此，人们亦把汪日间的这项协议，称作“重光堂协议”。

签订“协议”的第二天下午，周佛海便从汪精卫那里获知“所事稍有眉目”。不过他仍不放心，对于“有无变化，未能预料”。由于此事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周佛海作贼心虚，胆战心惊，非常害怕机密泄露，因此，一直处于十分紧张不安的氛围中。22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无意中发现一事，因觉事无大小，随时均有意外之突变，小事犹如此，吾侪谋国虽计划不厌周密，惟因关系、条件均甚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故意料外之偶然变化，当然更多也。”为了能详细了解上海协议的情况，23日，周佛海电告梅思平，请其来重庆报告各方情况。199

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抵重庆。周佛海即偕其赴汪精卫上清寺公馆，报告在上海与日本谈判经过，并带来双方签字条件及将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的声明草稿。一直商谈到12时始散。

早在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便提了“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为此，“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200

近卫声明是为与汪精卫的谈判而发的，所以上海协议记录也是按照声明的原则而确定的。其内容不仅有承认“满洲国”，而且要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区域”等一系列妄图灭亡中国的条件。周佛海对此则是完全接受的。

汪精卫虽然降敌心切，但他对如此苛刻的条件，仍难免产生某种犹豫与不决，因此，当26日下午汪与周佛海等人再次讨论条约时，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听此，周佛海、梅思平则“以冷淡出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实际上，周佛海采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事后，他与梅思平对汪精卫其人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汪为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虽然如此，但他们断定惟对此事，汪“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201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仓皇出逃（3）

周佛海对汪精卫的如此评论，反映了他对汪的深切了解。他也正是充分利用了汪既想实现其领袖欲望，而处事又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而终于达到促汪“出马”的目的。不出周佛海所料，第二天下午，当他与梅思平再赴汪宅商谈时，开初汪提出难问题甚多。他便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闻此，担心果真作罢的话，他将失去实现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领袖愿望，因此，便又改变态度，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复电。”202

29日，汪再召陈公博由成都来重庆，并召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等举行会议，将上海谈判全部协议，重新研究，决定可同意，并电香港通知日本方面。是日下午，他们又一起决定出逃的办法与时间表。于此，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计划，便全部决定下来。

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公然反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抗战建国纲领”，暗中与日本谈判“和平”，破坏抗战，充当卖国贼，其责任当由自己负责。但从其与日本勾结以至最后决定出逃的全部过程来看，都与周佛海的参谋、督促、鼓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从抗战开始后，周佛海便充当了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参谋长”。

汪精卫是经周佛海的劝说，才最后决定接受日本的条件，决心出逃重庆，另立傀儡政权，以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周佛海后来谈及此事时，他说：“我因为深知以日本方面的希望条件，要说服蒋介石是不可能。所以认为不可不再想别个方法，结局向汪先生说明日本的原则，陈述日本所希望的条件，对于中国的国家存立并无若何影响，且以这种程度的条件，而缔结和平是还不错。对汪先生说（了）之后，便下了脱出重庆的决意了。”203

汪精卫与日方拟定的组府计划是：汪精卫于8日飞昆明。汪到昆明后，日本政府将选择适当时机发表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汪则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一切关系，即日乘飞机去河内，转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