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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首先声明：“我们这个共产主义，并不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乃是现在在俄国实行着的共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吓人吓己，把我们叫做过激派的过激主义。”

周佛海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其目的在于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种种谬论。

周佛海指出：“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第一是强权。”他说：强权这种东西，从历史的角度看起来，确实是个坏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并不是拿起来扶弱抑强的，乃是拿起来加强压弱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强权，试问：“我们要打破一切支配阶级，要推翻旧社会一切的组织，究竟有什么妙策？是采取不抵抗主义，人家打他的左嘴巴，就把右嘴巴让给他打；人家抢他们的外套，他们就把内衣也脱给他；希望统治阶级自羞自愧，来放弃一切特权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要推翻支配阶级，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得不用暴力革命了。”而暴力革命，就是一种强权，是用强权来打破强权。既然“要用强权来革命，就不该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了”。不仅如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无产阶级也必须用强权*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因为“根深蒂固的旧社会组织，并不是一时的革命，就可根本打破的呀！”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人性都是善的”、把空想当成现实的错误观点和不切实际的种种错误想法。指出，中国的改造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改造的目标”。

《夺取政权》一文，写于1921年5月11日。周佛海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中国应如何进行改造，也就是改造的手段问题。他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来改造中国呢？“第一是夺取政权！”他认为，夺取政权这个问题，本来没有特别作文说明的必要，因为他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对于*主义者来说，既然主张共产主义，当然要从夺取政权入手。之所以有再次论述的必要，主要就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讳言政治”的缘故。

周佛海在文章中论述了无产阶级要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就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如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他说，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反对一切政治，不独反对过去、现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对将来的一切政治。试问，“不要政治能否推得倒有产阶级？有产阶级推不倒，他们一切的理想是不是梦想？”不仅如此，“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除，还必须要有长期的压制”，即以强权*有产阶级的反抗。否则，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就会卷土重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然后才能照着自己理想的社会，一步一步建设起来。他说：“‘一切政治上的权力，都要归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革命的信条，革命的标语。”

介绍“社会主义”（5）

与此同时，周佛海还撰写了《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一文，发表在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发表讲演，谈到“中国须发展实业，振兴教育”、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借着罗素的名声和言论，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向*主义者在理论上发起了进攻。为了驳斥他们所散布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李达、何孟雄以及陈独秀等人，都发表了大量文章，给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周佛海此文，对于批驳当时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周佛海说，罗素在他的讲话中，有“中国须发展实业”的两句话；反对社会主义的议论，也是以“中国现在宜发展实业，振兴教育，不宜空说社会主义为论据的。”他说，他只想先就“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的关系”，说说自己的看法。

他在文章中首先论证了中国现在既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又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他说，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借口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展，“中国现在，简直可以说没有资本家，没有劳动者”，因此，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对抗，因而也就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他认为，“这种议论骤听之似乎有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虽然是“近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未发展，没有像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尖锐的“劳资两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的近代工业总有发达的一日，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发达近代工业。他认为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实业，在资本主义实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