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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专心学习中文、练习书法……不必为日本侵略分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蒋经国关注着父亲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蒋介石把德国军官训练的精锐师团，以及几乎全部炮兵投入上海保卫战，于是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这就是他在7月24日给蒋经国信上提到的“办法”。蒋介石在上海一役，折损了六成的精锐部队。上海沦陷之后，中国守军向南京撤退，中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呼吁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国联”以及美国等民主国家敦促日本撤军，也表示同情中国际遇，可是除了教会团体捐助粮食、药物之外，西方国家并没有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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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喜且忧父子相会（8）

“八·一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溪口这个山镇。《申报》和宁波的《时事公报》每天以整版篇幅大字标题，报道了淞沪抗日的新闻，上海守军姚子青营长率全营战死在宝山城，谢晋元团长的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宁波人民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有几个青年学生深受上海前线战士杀敌报国英雄事迹的鼓舞，书写血书，要求当兵上前线为国尽忠。蒋经国看了这些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在苏联初期那种激进的奔放的气质又发作了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还能在溪口闭门读书，过着幽静的隐士般的田园生活？当时杭州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经沦陷，日冠铁骑四布，人民备遭蹂躏；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守。继八路军在平型关全歼坂垣一个旅团后，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又获得大捷。面对着战火连天、民众沸腾的局面，蒋经国心潮起伏，坐立不安，跃跃欲试。

“国难不报，非男子大丈夫也！”一天晚上，他向母亲毛福梅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离别了13年的儿子，刚刚回到自己身边住了大半年，又要出去报国，毛夫人心情很不好受，含着眼泪说：“这事需要问问你父亲，一切由他来定夺。”

小蒋只好向父亲写信，再三表示他已放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宣称那不符合中国国情，并说：我有很多设想，请给予我实现的机会。让我到艰苦环境中去，检验自己，效忠国家，我们必须前进。但他毕竟滞留苏联多年，父亲和别人都不敢轻易相信他的口头表示。可老把他幽禁在溪口也不是回事。蒋介石正在思考如何“定夺”儿子的去向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来了措词极其到位的请电：“委座与中共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

老练政客熊式辉把蒋介石军事与政治的几个得意之作与江西的关系，轻描淡写而又精炼简洁地勾画几笔，触动了老蒋的心弦。

没过多久，蒋介石的家书到了。信中说，江西省长熊式辉提出要蒋经国到江西去。

这个熊式辉也是个官场人物，江西安义人，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时，其喜好音乐的第二任妻子顾竹筠是日本留学生中的交际花，回国后，顾竹筠交际到了宋美龄的母亲，并被认了干女儿，与宋美龄情同姐妹，熊式辉也成了老蒋倚重的封疆大吏。熊省长看中了蒋经国，想借“太子”以自重。江西重地的分量，蒋介石掂量得清楚，五次“围剿”在赣南，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军官训练团在庐山，都让老蒋操碎了心。蒋介石想让儿子到江西去，可以考验一下，也比较放心。而上海沦陷以后，杭州开始遭敌机轰炸，此时的溪口也不平静，虽然老百姓蒙在鼓里，可蒋经国他们消息是灵通的。而作为内地来说，那时江西还是比较安全的，于是老蒋便决定让蒋经国去江西避险。

蒋经国连忙告诉毛福梅，又写信回了蒋介石，表示“中原板荡，志士归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存亡时刻。儿子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

蒋经国就要离开溪口了，毛福梅十分痛苦。但她能理智地处理这一切，她认为儿子是为国效劳，她不能影响儿子的前途，因此，她显得心情开朗。倒是蒋经国舍不得离开母亲，对毛福梅说：“阿妈，等我到江西安置下来后，立即来接你。”

“你去吧，菩萨会保佑你的，我天天为你求老天保佑！妈有这么多亲朋好友照顾，你就别操心了。”毛福梅说着，眼睛湿润了。

蒋经国心中十分难受，匆匆走开，又调转回头，扯着母亲拭泪的衣袖安慰道：“阿妈，我一生一世再也不离开你了，经儿一定要把你老人家从武岭山下接出去！”说完，蒋经国的眼睛变模糊了，为怕众人看出他流泪，他一转身钻进了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