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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朱有才对何大福的反感已经由原先的看法不一致，发展到带有私人怨恨了。他认为只要他在金东这块土地上当官，就不能容忍何大福在这里神气活现。他立意要排除掉何大福，哪怕金箔厂受损失也在所不惜。在他这个“政治家”眼里，我的政权地位都不稳了，要经济还有什么用呢？

1993年，中央对反###抓得非常紧。一天，朱有才接到一封人民来信，说何大福在金东县西山城区建造了一座两层楼“小别墅”，肯定是在利用职权搞贪污###。这封信是李雄关一伙指使人写的，朱有才见信之后如获至宝，认为何大福“尾巴已经长不了”了。

当时，有一个内部不成文的杠杠：二千元立案，五千元抓人，一万元判实刑。只要是党员干部，谁到这个杠杠，一律严惩不贷。何大福在县城建一幢别墅，还怕找不到二千元的问题吗？！

朱有才已经用“反###”名义击垮了两个“不听话”的科局干部，在金东已经闹得人心惶惶。那两个干部，一个是政府办公室主任潘家宣，一个是县委办主任刘道宏。这两办主任已经干了好几届了，金东各界领导和干部都反映他们有能力、有水平。可朱有才上任以后，许多说法和做法令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作为两办主任，有时便直言规劝几句，有些事也提出一些不同观点。其实这也是为他好，可朱有才不领情，认为两人不是自己的心腹，使用起来不顺手。按理说，如果认为干部不如意，正常调换一下也是可以的。可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想“杀鸡儆猴”，竟用“法律武器”来制裁他们。县政府招待所年久失修，县里决定装修一下，任务交给了两办主任。施工单位为了多捞两个钱，分别给两位主任各送了一台“美的”牌空调，两位主任都能把握自己，一个叫人抬到了办公室，准备退还给装修者；一个将钱付给了送空调者，让送空调的退还给装修单位。但收到钱的也没有及时退，朱有才收到了检举信，不认这个账。你送到办公室为什么不报告给县委领导？肯定是准备风声过了再拿回家；你退给送空调人的钱，他为什么不退回去而留在身上？肯定是等风声过了再把钱拿回来。所以朱有才亲自找到检察长：“这反###也不能光讲在嘴上，否则人家会说我们行动不力。抓###就要从领导干部抓起。”两位主任同一时间被抓进牢房，迅速作出判决：每人五年徒刑。为此，二人葬送了一辈子的前途。

朱有才的“威望”顿时升高了许多，各级干部见到朱有才都唯唯诺诺、低三下四。那一阵子，朱有才仿佛长高了许多。可是，干部们“屁股一调，便另搞一套了”，讲他好的人不多，连他在金东县干过的几件好事也被坏口碑湮灭了。

就在朱有才“威势”升天、必欲除掉何大福而后快的时候，有人检举何大福私盖“别墅”，这可真是要打瞌睡就有人给送枕头。于是他批示纪委、检察院、公安局联合调查，最后由他拍板查处。

何大福的岳父周礼贤，本是金东县一个乡50年代至60年代的老副乡长，在当地威望极高，全乡二万多人平时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老乡长。他任副乡长十几年间，负责抓农业，长期背一个背包和一个军用水壶，带上几块烧饼，深入到每个村庄、每块良田，从不在哪家吃一顿饭，喝一顿酒。他有一个老乡在食品站当站长，那时候猪肉紧张，什么都要票，站长有时带点猪肝、猪腰子给他，他都是当面叫其拿走，否则当场摔到门外去。隔壁邻居与他家相处几十年，他从不到邻居家吃一顿饭。那年邻居家儿子结婚，为了请这位副乡长吃顿喜酒，知道请不动他，便借口自己家里地方不够用，特地在副乡长家办了一桌，可是到了吃饭时，副乡长还是跑得无影无踪。1963年，这个乡的###大队一直搞得不好，乡党委决定叫周礼贤兼任大队书记。上任那天，大队其他干部硬要与他吃一次饭，欢迎他。他答应了。有人在大队鱼塘里打了一条二斤多重的鲢子鱼烧烧，又从大队主任家抓了一只公鸡杀了烧烧，喝点土烧酒，大家都开开心心。没想到那年年底，当地开展“社教运动”，发动群众对所有干部进行“揭发检举”，又要求所有干部进行自查自检。周礼贤上任吃一条鱼的事被揭发了出来。进驻###大队的几位工作人员都是“初生牛犊”，捞到这一手“活材料”，立即进行“整理上报”。那时“上纲上线”、“上挂下联”司空见惯。他们给周礼贤算了一笔账：每天打一条鱼，二斤多重，上任一年，三百多天，打了三百多条，每条二斤多重，累计六百多斤，每斤二元多钱，计有一千多元。这是一条“大青鱼”，一下子就把他列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