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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民主化并不仅体现在汽车和摩托车生产上，正如曼谷一家互助基金的经理蒂拉·普特拉克尔告诉我的那样：“在我们互助基金，不搞重新投资，只搞引进。我们购买某些技术，（我们母公司）信贷部将为其支付1/10。以这台声动控制系统为例，投资者打进来时，按1键，可以查看基金资产价值，按2键可以看到标价，按3键就拍卖。如果你想购买或赎回你在互助基金的股份，完全可以运用远程电讯银行业务办理相关手续。对于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我们就廉价购进，搁在一边等待发展，这是全球化最美妙的部分，过去，我们小地方的人见识少，而现在我们有了全球化技术并能应用。”

技术民主化的含义，是将创造财富的潜在能力转变成地域上广泛传播的知识，让所有以前没有机会接触技术的人了解并应用新技术。在吉隆坡，我遇见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女士，她告诉我说，有一次她给香港戴尔公司打电话寻求技术援助，出面解决问题的是顾客服务部的专家，也是香港本地人，能讲地道的广东话和香港方言。我的朋友顺便告诉戴尔专家，那天市中心的雨下得非常厉害，她问戴尔办公室的雨是否也下得这么厉害。戴尔公司的专家回答说这儿不下雨，问她究竟在什么地方，原来她在数千里外的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有位马籍华人专家也服务于戴尔，可以说这位专家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但他必须在槟榔屿这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工作。技术民主化使得这一切有可能。印度正成为世界性办公基地（据《经济学家》1999年8月19日报道，以印度为总部的印度电话接线员正在为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服务，在任何时间，他们都可以从印度给得克萨斯某人打电话，询问他们信用卡的款为何迟迟没有到，据报道，印度接线员“假装成西方人用很重的鼻音说话”）。瑞士将整个财会部，包括计算机操作员，从高工资的瑞士转移到了低工资的印度，以便降低秘书、程序员和会计的劳动成本。由于数字和网络化，只要你具备与讲英语的高等学校或大学的毕业生们沟通的能力，这类工作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完成，这给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等讲英语的英联邦和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国航空世界网络服务公司，将经常乘坐该航空公司飞机的乘客所乘的英里数记录下来。新德里一家远程计算机公司生产的选数管，免费从美国得到医生的意见，再把记录翻译过来，用文本形式传到美国的一个保健组织。《远东经济评论》（1999年9月2日）报道，现在美国在线在马尼拉拥有600菲律宾人担任的顾客服务员，他们每天要回答10000—12000个有关技术或局面问答，提问者多数来自美国，80％的问题是解释全部联机的顾客的电子邮件遇到的问题。在菲律宾付给受过高等教育的联机工作人员的工资是每天美元。《远东经济评论》说，这个数字比菲律宾法定的最低工资高出35％，但仅相当于美国非熟练工人一个小时的薪水。事实上，这是少得可怜的工资，但这是将受过教育的菲律宾新一代人带进快速发展的世界的第一步，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的某些精英将会离开，自立门户，开一家小技术公司，最先是语言处理机，再发展到全部联机。电脑服务和远程计算机迅速扩张的市场为亚洲下一次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泰国这样积极参与的国家来说，可以通过提供廉价的机器制造参与到全球化搏斗中，他们正在为获得最好的远程计算机业务和服务，以及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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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5）

我曾与太阳微电脑公司的网络设计主任杰夫·贝尔一起探讨，技术民主和生产方式最终将导致什么局面，对这些事贝尔和我谈论得越多，我们的想法也就越玄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因特网提供所有一切非贸易服务，为什么一些政府工作不可以这样呢？”贝尔提出。可以设想——让俄罗斯人去做突击队和私人保镖，印度人帮助看管书店，瑞士人可以管理海关，让德国人控制中央银行，意大利人可以设计你们所需的各式鞋子，还可以请英国人出来管理大学，日本人可以开办小学和管理火车……

资本民主化

在向全球化转变中，技术民主化的确帮助培育了第二个主要变化，即我们如何投资的变化，我将此称为“资本民主”。因为冷战后相当长时间内，多数规模大的国内、国际贷款和担保是由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承担。这些由穿白鞋的人管理的机构经常给过去有良好记录和“投资等级”好的公司提供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