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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小时的飞行究竟跨越了怎样的距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当我第一次走出酒店，呼吸到没有经过空调过滤的湿热空气时，才真切体会到这里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剧组一直留在原地待命，等待其它一些重要成员的加入。这其中包括：我们的摄影师张炬、女主角徐淼和据说在藏区生活了十几年的制片人刘柏生。在此期间，导演带着几位“主创人员”跑遍了成都的大小文艺团体，选妃般努力寻找着另外两名女配角。做为剧组的“美术师”，我自然是全程参与了这些据说很有意义的选拔活动。然而整个过程除了亲眼见证了那些女演员如何挖空心思地在导演面前卖弄和随声附和着发表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评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

可能正是我这种懵懵懂懂的表现无意中迎合了导演的心意，在成功地把那位从一开始就叫他“爸爸”的女孩定为“女二号”的当天晚上，费导就专门派他的副导演给我送来了一份剧本。

其实所谓的“剧本”，不过是一份十几页的拍摄大纲，讲述的是长征中一个掉队的红军女战士寻找队伍的传奇故事。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已经看完了整个剧本，之后却用了几乎一个晚上来为我们的导演发愁——我不知道他要用怎样的拍摄手法，才能把这个传奇得有些离谱的故事阐示得如他希望的那样“既真实生动、又深刻感人”……

到成都后的第四天，正赶上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剧组的人员、道具以及一应事物均已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蔺主任终于宣布全体放假一天，以便大家在出发前准备一些自己的私人用品。趁着这个机会，我赶忙跑到街上的商场里为自己买了几件贴身的衣物，因为在这里我洗过的那些袜子和内裤一直都没有晾干。

回到酒店的房间我又给欧阳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现在已经“飞”到了成都，并且正式成为了剧组的“美术师”。欧阳的性格中有一点一直让我觉得有些奇怪，那就是无论我告诉她怎样稀奇古怪的故事，她都从来不会感到惊奇。原本以为我把“飞”字念得严重些便能引起她的注意，没想到在听了我满怀期待的宣传后她却仍然平静地说：“哦！是吗？！不错啊！那边天气不好，你多注意身体吧！”

我不知道她这种反应算不算正常，只知道她的冷静时常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幼稚。

挺进高原2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日，在全国人民继续庆祝建国四十七周年之际，我们剧组一行二十余人终于开始了挺进高原的行程。

一大早，费导便带着蔺主任和当地那位见人就叫“爸爸”的女演员坐上了一辆豪华舒适的丰田沙漠王“先走了一步”。而剧组其他的成员则在一阵搬搬扛扛的忙碌之后，才登上了那辆租来的大巴。女主角徐淼因谢绝了导演的邀请而成了大巴车上的成员，这不免又给乘车的男性们增加了许多新鲜的乐趣。

汽车沿着岷江一路蜿蜒而上，虽然有些颠簸，可车厢里的气氛却一直十分活跃。制片人刘柏生是个天生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周围的气氛搞得十分热闹。而徐淼的加入更是为他增加了表现的动力，不仅自告奋勇地又是朗诵又是唱歌，还动员大家一起合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做为“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

经过这一阵喧喧闹闹的热身，大家的情绪已被调动得激扬振奋起来。此时刘柏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大家每人讲一个“段子”。听到这个建议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我以前接触过的剧组里似乎也都流行着这种“讲黄段子”的传统。尽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艺术工作者都会有如此的“雅好”，可是它却象毛利人见面要碰鼻子、马萨伊人要向对方手心里吐口水一样，已经被演化成了一种互相之间表示友好和信任的礼节。因此，刘柏生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车上大部分乘客的拥护和支持，不断有人抖落出自己压箱底的藏货与大家共勉。

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我并没有参与这次盛会。这倒不是我自命清高，而是自知肚子里那些“收藏”在这些老江湖的面前，不过都是些“少儿读本”。

当车上的男士们大部分都过完了嘴瘾之后，刘柏生便开始拉拢女士们参与，而且第一个他就找上了徐淼。他的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不禁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总觉得他前面所有的铺垫不过都是在等待这一刻的来临。

徐淼对这样的场面似乎早有准备，她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推三阻四，而是很爽快地清了清嗓子，说：“一位年轻的女士到医院就诊。她对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