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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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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的领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继续利用唯理论的经验主义。1802　年，

①　斯汤达尔（1783—1842　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　年）、《巴马修

道院》（1839　年）等。——译者

博纳尔出版了他的《原始立法》，德·梅斯特在1810　年出版了《政制原理论》。

1808　年，夏尔·德·哈勒尔出版了《通用政治概述》作为他的巨著《政治科

学的复兴》的前奏，而这部巨著的第一卷到1816　年才出版。直到那时他的学

说自命是纯粹实证的：他同博纳尔一样，把他的学说建立在家长最高权力的

基础上，他论证这种权力是有事实基础的。然而，博纳尔和德·梅斯特是在

为权威的等级性辩护，并认为现代王权确属合法，而哈勒尔却在唱反调，他

要捍卫贵族的政治要求而否认国家的权力，在他看来国家元首只不过同其他

土地所有主一样也是一个地主而已，但这个地主非法僭有领主的权利，因此

理智要求退回到封建制度。

博纳尔，而尤其是约瑟夫·德·梅斯特，仍然要诉诸神意天命，稍后一

些时候哈勒尔自己终于也援引神意天命，并皈依了天主教。同样地，反革命

势力的大多数人要寻找哲学武器时也倾向于传统的宗教，而世俗政权对于这

个倾向也予以鼓励。世俗政权曾不断地猛烈打击天主教会的俗世物质利益；

世俗化运动推广到整个法兰西帝国和一些附庸国家，甚至也推广到巴伐利

亚。但是对于教会的精神影响，这些考验未必是无益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

继其前任之后也遭拘禁，因此引起人们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教皇在法国大革

命前夕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低级僧侣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实际上就

是受国家任命的主教的控制，因而本能地求助于教皇至上论。天主教会历经

磨难反而得到清洗并加强了纪律性，神职人员出身平民者较之往日为数大

增，因此教会正在聚集力量，只等拿破仑一旦垮台，便发出大举反扑的信号。

然而，护教的神学理论水平不高，而且不能免于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染。当时

各国政府无不奉行约瑟夫二世式的主张，即视《教理问答》不过是道德说教

的教科书，而视神甫只是政府的一个雇员。敌视知识的浪漫主义的影响，把

一些与托马斯主义①毫不相干的并且对教义具有危险性的因素引进了天主教

思想。即使博纳尔和德·梅斯特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倾向的影响；夏托勃里

昂的审美的和情感的天主教主义形成了一个教派，而拉芒内企图用常识和世

人的普遍同意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真理时，便不自觉地为以后的一次大分裂

打下了基础。虽然如此，仍然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通过这些不同的途径皈

依了天主教。若干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改信天主教曾经轰动一时；在罗马，有

一群德意志艺术家对文艺复兴前艺术家的作品发生兴趣，倾向于追摹当时的

表现方式，被称为“拿撒勒派”①；他们的领袖人物奥韦尔贝克在1813　年信

了天主教。在德意志和英格兰，新教也在重新扩大影响。施莱尔马歇此时已

成为堆称模范的牧师；费希特，尤其是谢林，日益迁就传统的基督教义。循

道教派虽然在1812　年发生了一次新的分裂，仍然颇为流行；同一年浸礼会派

却建立起统一的组织，也同样流行一时；非英国国教信徒自称拥有两百万人

之多。

在各传统的宗教以外，神秘主义继续在泛滥。圣马丹在1803　年已去世，

但有如当年安托万·德·拉·萨尔②一样，也后继有人，其门徒尚在，如阿扎

①　托马斯主义是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　年）的哲学和神学体系，主张信仰高于理智，教权高于政权。

托马斯主义成为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译者

①　拿撒勒在巴勒斯坦北部，传说是耶稣的故乡，因此犹太人称早期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