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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陶晶孙其实是30年代中国文学界“第二个关露”。夏公当年因工作关系，曾听潘汉年当面说过此事，正是这一重要史实的知情者。

夏公为陶晶孙所作的历史证明，得到了有关方面认可。《鲁迅全集》正式改变了对陶晶孙的不公正提法。陶晶孙为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长期献身于秘密战线的动人事迹，遂公开浮出水面。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偏兴，文化界历史人物不再引人瞩目。至今在中国，知晓陶晶孙及其作品的人依然寥寥。如此冷落寂寞的状况，令日本文学界人士也感觉惊异。

陶瀛孙老师是我早年在上海中学的班主任。陶老师于2003年病故前，多次对我详述其兄的传奇经历，并遗赠相关史料，叮嘱我写一写这位被冤屈与被遗忘的海外赤子。

二。郭沫若的连襟，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人

陶晶孙九岁那年（1906年），便随父亲——同盟会无锡会员陶廷枋先生东渡日本，成为年龄最小的中国留学生。他因自幼接受日本教育，不仅语言习惯、生活情趣，就连思维模式也变成日本式的了。许多日本朋友都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陶晶孙在日本帝国大学医学系求学时，结识了中国留学生中的“新罗曼主义”才子郭沫若。他和郭沫若都有文学创作爱好。郭善用中文创作，而他长于日文创作。于是，他们俩在文字与风格等方面互相请教，成为切磋琢磨的文学诤友，与情同手足的人生密友。　。　想看书来

奇人与奇书（2）

1921年，由郭沫若倡议，经郁达夫、陶晶孙、成仿吾、张资平、何畏等留日学生响应，在日本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约定以中文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推动“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社会改造大业。具有虎虎生气的创造社名，便由陶晶孙与郭沫若共同拟定。而《创造季刊》为了刊载陶晶孙为郭沫若新诗《湘累》谱写的歌曲五线谱，一举打破中文读物竖排的旧习，开创中国文学刊物铅印横排本之先河，也成为中国文坛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创造社曾经有过一个浪漫、青绿的前身，那便是陶晶孙创办的《Green（绿）》杂志社。《Green》在陶晶孙手里，原为打字油印的大学生文学杂志，曾以同人刊物形式，尝试进行“美丽得很”的新文学“建塔事业”。《Green》虽然发行量不大，却以汉、日双语刊载各种文学作品。郭沫若、郁达夫、何畏等留日学生，都是它的忠实作者。

《Green》后来“凤凰涅槃”，转生为《创造季刊》，则是郭沫若在陶晶孙大力支持下，对这一共同事业的提升。

陶晶孙的成名作《木樨》，一篇以微妙的性心理分析法，描写少年男生与女教师相爱的畸恋小说，便以优美的日文，先刊于《Green》，后又经郭沫若建议，由陶转译为中文，再刊于《创造季刊》。

《木樨》用灵动而细腻的现代派手法，描写了充满绮念的初中男生深陷畸恋之时，暧昧闪烁的精神直觉与难以言传的心底情愫。陶氏这种注重表达精神直觉感受的创作方法，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前所未有，“甚至早于日本新感觉派的形成”（《木樨》比横光利一的《太阳》早刊一年）。小说中新颖奇特的比喻，如说小男生因恐惧而头部失血，觉得自己空得就像天空一片飘荡的云等等，至今仍是评论界圈点的佳句。

在创造社从事新文学创作时期，郭沫若与陶晶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已与佐藤富子（安娜）结合的郭沫若，为了能与陶晶孙经常交流、唱和，特别邀请陶晶孙也迁入箱崎海岸的抱洋阁同住。抱洋阁是一家经营不利、停业已久的豪华酒店，靠出租房屋维持开销。那时，陶晶孙与郭沫若一家一起居住在抱洋阁二楼金碧辉煌的和式宴会厅，一起过着清贫而欢愉的生活，一起以打扫全楼的卫生代替房租。

正是在这“背靠松原面对海”的抱洋阁，生性敏感内向、长期徘徊于实际爱情之外的陶晶孙，巧遇前来探望胞姐安娜的纯情少女佐藤操，彼此一见钟情而坠入情网。陶晶孙遂与佐藤操在凭风临海的蓝色博多湾，宣誓缔结生死情盟。陶晶孙仿效郭沫若，也给自己的东洋恋人取了个西洋化的爱称“弥丽”（Milly）。

陶晶孙与弥丽于1924年喜结良缘。每当郭沫若与郭安娜、陶晶孙与陶弥丽——两对风度翩翩的异国爱侣携手行走在博多湾风景绮丽的大街上，去参加当地“新感觉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聚会时，总有过路的日本男女青年投来艳羡与赞美的目光。

弥丽十分敬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