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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入关以后，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都居住在北京内城。

顺治年间，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该四旗称为“左翼”。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该四旗称为“右翼”。当时，分居于北京内城的清八旗官兵，形成明显的但不甚规则的圈层结构，其中满洲八旗分居于皇城四周，为最内一圈层，其外为蒙古八旗，再外为汉军八旗。这种状态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不同族属的官兵信任程度的差异。

康熙年间，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又开始居住在北京城外。

康熙年间，清室开始营建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先是在已荒废的明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基础上兴建起畅春园（在北大校园西边），作为康熙皇帝和皇太后避暑休闲的场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又在畅春园北修建圆明园，并赐予皇四子胤禛。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后，雍亲王胤禛继位，建元雍正。此后以至乾隆年间，又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并在东侧水磨村增建长春园，又将圆明园东南墙外的以交辉园为主的几家私园归并改造，改名为绮春园。这样一来，由紧相毗联的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就构成有“万园之园”盛誉的优美辉煌的皇家离宫—圆明三园。自雍正以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居住几个月，并上朝理政，圆明园遂成为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为了护卫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1724年）始设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在圆明园周围修建营房八所，每所营房建有官房一千五百余间，并有垣墙围绕，从北京城内的满洲八旗中挑选部分官兵前往驻扎。其中，镶黄旗营房在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营房在树村东，镶白旗营房在长春园东北，正黄旗营房在圆明园西北角外的萧家河村北，正红旗营房在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营房在玉泉山东北，正蓝旗营房在海淀东，镶蓝旗营房在清漪园（颐和园）南蓝靛厂。除正白旗另有一处小营房外，其他各旗都集中驻扎一处。每处营房驻有官兵四五百名，按照军职高低分配住房，多者十三间，少者三两间。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圆明园八旗营房都无一例外地演变成村落民居，散布于圆明园遗址周围，只有蓝旗营、镶白旗、正黄旗、镶红旗等地名宣示着这些村庄的来历。

乾隆年间，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都开始大规模的居住在北京城外。

乾隆十四年（1749年），于香山设立一营“特种兵”，专门训练官兵爬云梯、攻城池的技艺战法，名为健锐云梯营。健锐云梯营的官兵都是此前征剿大小金川战役中的精锐之旅，骁勇善战。当时有八旗官兵千余名，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有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右翼有正黄、正红、镶蓝、镶红四旗。左翼建有四层碉楼十四座，三层碉楼十八座；右翼建有五层碉楼二座，四层碉楼十座，三层碉楼二十四座，供训练官兵爬云梯、登城头的技能使用。健锐云梯八旗官兵后又增加千余名。乾隆十五年（1750年）到香山静宜园时，专门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饭食，以示犒赏和关怀。后来，乾隆皇帝多次到香山健锐营检阅练兵状况，并大加赞扬。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在他所写的《御制阅武诗》中描述到：“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由此可知，在乾隆平定新疆回部时，健锐云梯营的官兵发挥了威力，“所至奋勇先登，屡奏攻坚陷阵之捷，遂成大功。”而香山健锐云梯营八旗的营房就散布在香山东麓。这就是今香山公园前为什么有团城、阅武楼和有镶黄北营、镶黄西营、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等村庄与地名的缘故。

不过，今天的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地名却与满洲的八旗制度无关。它们源于明朝的军制。

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几个村庄的形成与得名，是明代有部分军队在这一带牧马的结果。明代的军制是在一些要害之地设置卫或所，以尽保家卫国之责。一般地说，一个卫有五千六百人，一个千户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一个百户所有一百一十二人。每个所统领两个总旗，十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十名兵卒，每个总旗有五十名兵卒。可见，明代军队的编制，最基层单位也称为“旗”，犹如今天的“班”。明代为了抗御蒙古势力卷土重来，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同时，还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