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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在某些县，国家可以成功收回建房费的30…40％。但在许多其他地方，农民总是尽量低估房价＇　同上，页843…846。＇。在北京郊区，当年国家用375元盖的房子，后来折价只是17元。那些房屋中，有四分之一是一块钱都收不回的＇　《北京志　劳动志》，页53。＇。有些农民干部索性拒绝付款，争辩说他们为知青付出了很多，还倒过来要收地租，因为当年划出过一部分土地办知青农场。农具及其他物品一般都无偿转归大队。总的来说，协商结果对地方集体有利，能够补偿下乡运动对他们造成的损失。国家只收回为知青付出的一小部分，而负责清理知青财务的部门就很满意，因为他们回收了未曾动用的经费和一小部分建房费。这些款项可以使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支持创造就业机会的工作，并给留在当地的知青提供援助。

上山下乡运动的财政总结触目惊心，在对整个运动作评价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根据知青办公室的统计，中央政府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拨付的经费总数为75亿元（其中大约7亿是用于1968…1979年间）＇　顾洪章等，《始末》，页309。＇。但是应该看到，为这场运动投入更多资金的是集体事业机关单位。地方政府以及工厂企业、行政机构为安置本单位职工子女所使用的经费并没有计算在内。从1974年起这类补助开支金额特别高，据一些地方估算，这笔开支与国家财政部拨付的经费至少是相等的＇　刘小萌，前引，页842，以及顾洪章等，《始末》，页218。＇。这么算来，总开支应达到15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知青办及各级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薪金与行政费用，还有几年积累下来达10万名的知青带队干部的工资也未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1962…1966年间的开支很有限，因此可以估计出1968…1979年间的开支为150亿元，占同时期国家开支的1。6％。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农村生产大队及生产队同意为接待知青所付出的财力，也不包括成千上万的父母不得不为他们的知青子女而作出的金钱援助。至于政府为帮助回城知青就业投放的大量资金，那就更难估算了。

关闭知青办，并清算财物，但这不意味着当局放弃上山下乡运动。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政府依旧继续鼓励下乡扎根，还采取相应措施以“稳定”仍在农村的知青。

将“留在沙滩上的小虾”＇　这是张抗抗的名为《塔》的短篇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内心表达，见〈塔〉，载于《收获》1983年，第3期，页24。同样生动形象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作者形容为“打在岩石上的巨浪，伴随着一声轰响，飞溅起无数颗浪花，粉碎了，消散了”；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6。＇稳定在当地

至1980年底，有不到10％的知青还留在农村、农场或者起码是接待他们的地区。政府关心他们的命运，着重于要表达国家是“负责到底”的＇　“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句口号，出自周恩来1965年对政府上山下乡工作讲过的两句话，后来经常被引用。顾洪章等，《始末》，页216。＇，同时也注意避免那些知青返回原居城市。的确，到了1981年，什么春节派“慰问团”、写“慰问信”之类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报刊仍继续树立自愿留在农村的知青典型，他们在专业上、在社会上都成绩卓越＇　《人民日报》1981年1月8日第四版，1981年5月4日第一版，1981年6月10日第四版，1981年10月27日第三版，1983年3月1日第三版，及1983年8月31日第二版。＇。报章还高度赞扬一名天津老知青的事迹，她于1977年回城在一工厂工作，1979年又重新申请要求返回两年前离开的郊区农村＇　《人民日报》1981年4月7日第二版。＇。可是这些特殊事例并不能掩盖事实真相：为数极少的留在农村的知青中，真正自愿留下的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是被迫不得以留在当地的，因为政府拒绝给他们恢复城市户口，又不安排工作。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最明显的案例。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

虽然受到云南知青闹事风潮极大的鼓舞，但上海知青为返城所作的抗争结果与云南有天渊之别，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一波三折，几经反复＇　关于这个事件，除了当时官方报纸的文章之外，我们还掌握有一份直接参加事件的目击者写下的详细阐述报告；路文，〈我经历了新疆事件〉，载于《争鸣》1981年6月号，页12…16。刘小萌也用了一整章的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