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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1979年7月12日。《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另有一些青年更加上纲，说下乡运动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返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当局则反驳说那是适合中国发展条件的一项政策，知青留在农村有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见《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2日第4版。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这最后一说该是为继续实行那项政策而作的主要正面辩辞。

在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尝试再次弘扬曾经激励过文革前运动先驱者及后继者们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有了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就真的能为农村的发展“大有作为”，这种论调成了1979年发表的众多文章的主旋律，介绍不同类型的知青模范。通常是想法让那些死硬分子“感到羞耻”。《浙江日报》刊登过一篇题为“需要几万个像他那样的好青年”的文章，文中写道：

“他的高贵的思想觉悟与心无四个现代化亦无国家人民利益的某些人的表现相比较，反差多大呀！那些人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和边境地区，当他们达不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时，就聚众捣乱。史明军（译音）的先进事迹就像一块明镜。照照这块镜子，那些人应该感到羞愧万分！”＇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3月21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6日。＇

为了令这种“羞耻感”更加突出，当局毫不吝啬地大肆表扬模范知青。我们已经谈过省一级与全国都召开了“先进知青”大会，在此之际，报刊给某些知青送上一大堆赞美颂扬之词，有的照片还登上了报纸头版＇　见本书，页174…175。＇。毋庸置疑，得到最大荣誉的是杨永青。她是1979年以政治连载故事的形式出现在舞台前方的。上海当局正在与知青有组织的暴力抵制对抗＇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4版及1979年2月16日第4版。＇的关键时刻，报刊挖掘出了这个1964年志愿到新疆去的上海女青年。她1972年没有跟随丈夫与孩子返回城市，而选择留在当地。杨的例子之所以更理想，是因为1977年她还成功地说服了丈夫回到新疆。不过，文章倒也没有隐瞒，杨已经不在石河子农场工作了，已经上调到乌鲁木齐市，当上了新疆共青团的副书记。但，到了3月，正当遣返知青回乡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王任重号召青年奔赴边区参加发展建设＇　《动向》1979年4月号，页22。1979年3月9日王任重替代了陈永贵任“领导小组”组长；顾洪章等，《始末》，页248。＇之时，报刊发表了杨永青致王任重的一封公开信，请求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及参加戈壁沙漠的绿化工作。想到“身教重于言教”，她愿继续发扬当年激励她的精神，让那“一小部分”吵着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好反思一番。“组织”接受了她的请求＇　《人民日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及《文汇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在此一震撼信件之后，连载故事照旧，3月30日刊登了杨收到的来信片断，是各个地区的青年写来的，他们决心要学习她的榜样，后来又刊登了乌鲁木齐市共青团为她召开的欢送大会的报道＇　《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第一版及1979年4月11日第3版。＇。5月8日她的照片上了报＇　《人民日报》1979年5月8日第2版。＇，第二天报章报道了上海市为知青顾生发召开的欢送大会，顾为杨的事迹深受感动，虽然他已经合法地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还是同意回到新疆去＇　《人民日报》1979年5月9日第4版。另一个类似的大会在6月14日召开；见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19日。＇。14日，登载了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杨永青写给她的“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是作为对收到的众多支持鼓励来信的回复。她在信中重复雷锋的老话，表示，“四化建设　＇　＇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像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4日第4版。＇。她的态度值得《红旗》杂志大书一笔，1979年8月号发表了长文树她为榜样，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一次。但中央政府不想令大众厌倦或令其他的模范嫉妒，就没有邀请她参加8月底的大会。34名被邀模范的挑选反映出当局想要在文革前后的知青之间保持平衡，在不同“专业”之间也同样（如边境地区与内地之间，科学试验工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等）。但重点放在边境地区